20190812 诸夏古代史9:晋国(1)–晋族古典文明和封建国家的起源②

(接上文)

[23:30]晋南的开发也导致了后来在晋献公时代变得很明显的所谓的晋狄二元性。我们要明白,晋狄二元性是战国时期、乃至于秦汉时期的中国化运动所发明出来的历史叙事神话。在这以前,包括在晋献公和晋文公的时代,晋狄二元性是事实而不是理论,因为二元并不是说存在着两种敌对文明或敌对政权,而是在同一个文明的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分工。例如,在晋文公的朝廷享有崇高地位、是晋国六卿之一、在晋文公和晋襄公时代地位比后来的赵家、韩家和魏家还要高的先轸、先且居家族,他们的名字就出现在殷商的甲骨文当中,是以鬼方和敌人的名义出现的。同时,他们的墓葬也留在晋南的古墓当中。他们的墓跟金银匮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的中国人不同,他们有大量的金银,跟后来的匈奴人和古典晋文明黄金时代的晋国非常相似。

[24:54]金银器和青铜器的区别,本身就是中国文明和内亚文明边界的体现。例如古典巴蜀文明,像三星堆就留下了大量的黄金。古晋文明也是这个样子的。鄂尔多斯的金银器皿之多,匈奴王侯的金银器皿之多,跟殷商墓、周墓和汉墓的金银极少,顶多有一些小小的、很薄的、黄金含量极少的金箔,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很明显,远东跟士大夫的记载相反,是一块特别贫瘠匮乏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人和伊朗人的普通小贵族都可以司空见惯使用的黄金器皿,在殷、周、汉这些中国王朝当中,即使是皇帝,也只能够贴一点点金箔。青铜就是他们最高等级的,所谓的国之重器。“迁其重器”,首先就是青铜器。而且还有大量的以黄铜作为黄金赏赐的例子。很明显,东亚就是一个金银都非常匮乏的地方。这一点不仅是由于矿产的缘故。我们都知道,滇蜀还产一些金银,虽然跟埃及人送给美索不达米亚诸王国和伊朗诸王国的大量非洲黄金不能相比,但他们至少还有一些。但是殷商所统治的中国本部完全没有任何金银矿。当然这还是次要原因。如果一个地方的贸易发达、产业发达,那么它自然而然会吸引金银。

[26:40]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本身也不是金银的大产区,金银的主要产区在古典时代以前主要是在非洲。它不是来自于埃及本部,主要是来自于利比亚和西非海岸,越过撒哈拉沙漠运来大量的西非金砂。不用越过撒哈拉沙漠,沿着北非一线,利比亚也产出了大量的金砂。直到后来的罗马人在他们引用史诗的时候,还是程式化地引用“盛产金砂的利比亚河流”。这些黄金通过贸易集中在埃及,所以亚洲的古典文明往往以为埃及是一个盛产黄金的地方。其实埃及本土并不盛产黄金,只不过埃及的地理位置特别适合于把西非和北非的黄金集中在埃及。埃及法老拥有更多的黄金,又把这些黄金不仅用在贸易上,而且作为外交上的工具。亚述和巴比伦的诸王需要黄金的时候,往往是去向法老王讨要的。现在留下来的某些泥板文书的信件还记录说是,这些君主对埃及法老说,我听说埃及的黄金多得用不完,像泥土一样贱,请你给我一些黄金吧。当然,法老不是慈善家,给了你黄金,当然也是要索取其他方面的回报的,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贸易上的,但是黄金的流向基本如此。只要贸易路线通畅而产业发达的话,你不会缺乏黄金。

[28:06]为什么晋人的祖先有如此之多的黄金,而殷人和周人却几乎没有什么黄金呢?那当然跟产业结构是有关系的。产业结构的奥妙就在于后来所谓的晋狄二元性。晋人像古典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记载的乌鲁克和阿拉塔一样,它们同时具有双元结构。乌鲁克是一个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城邦,产出大量的粮食;而山地所在的阿拉塔产生出大量的矿产资源。双方以巫师斗法的方式进行贸易战,交换双方的资源,同时在外交上争夺谁是盟主的地位。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伊朗文明在历史上开始出现时期的景象,其实这种景象就是晋狄二元论的前身。晋文明在进入汾水流域以后,获得了他们原先在鄂尔多斯高原和晋北不具备的大量的灌溉农业区,因此也就自然地演化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伊朗人形成的这种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很像是德克萨斯的牧场主和芝加哥的工业产区之间的联系。

[29:26]后来构成晋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新田,早在晋文公和晋献公的祖先——桐叶封弟的唐叔建立的那个晋国产生以前,就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工农业中心。它周围有汾水流域所产生的大片良田可以支持密集的人口,而它自身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有类似巴人产生出的各种量器,这些量器显然是为盐业准备的,就是为了煮盐和量盐方便准备的;有大量的金银器皿和作坊。相反,在漳水流域的纣王时代殷商的晚期手工业区,可以看出,他们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是木材和人骨。相对于木头,漳水流域和洛水流域也没有什么特别优良的木材,这跟巴蜀的情况绝不相同,因此往往人骨是最硬最好的材料。殷人不仅高度依赖食用人体蛋白,而且他们的工业也非常依赖人骨这种坚硬良好的材料。这也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地捕杀俘虏。而新田的那些手工业大部分都是以金属为原材料的。

[30:58]晋国表里山河,它有大量的山区,出产的硬木很多。从内亚路线运来的金属矿产运到晋国,然后再分散到本身没有什么产出的中国。晋国显然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占据了物资供应的上游。同时,晋国本身的山地产出的硬木和矿产也比寒冷沼泽地带的中国要强得多,他们在原材料供应方面显然是要更丰裕一些。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保存原有的美索不达米亚技术、同时从更新起的伊朗雅利安诸部落当中获取物资和技术的路线。因此,新田的工农业中心,显然他们的产出是超过自己的需要的。他们产出的一部分就是送给像先氏这样的被殷人称为鬼方、被战国以后的中国人称为戎狄的这些马匹养殖区的居民。这些地方的居民的金银器和手工业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新田运来的,而他们显然是以出口马匹、革制品和畜产手工艺品为生的部落或者领主。

[32:23]说成是部落会给人一种游牧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在古典晋文明当中,牧不是游牧。他们像他们的祖先——晚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样,已经从乌克兰雅利安人那里学会了养殖马匹的技术,但是马匹主要生活在像近代西班牙和日本那样的固定的马场当中,而不是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像蒙古人和哈萨克人那样在巨大的草原上大量游牧。他们留下来的选种马场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是整个远东——包括内亚、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良马的主要来源。现在的考古记录——包括占卜用的龟甲记录显示,殷商的先王先公需要马匹的时候主要依靠晋国人的供应,尽管晋国是他们的敌国。就像西班牙人要制造战船跟荷兰人打仗,他们也需要向荷兰购买战船。当然这样一来你就可以预见到,西班牙人在海战上是不可能打赢荷兰的,因为西班牙自己的战船都要靠从荷兰订购。

[33:40]所以,鬼方,也就是晋人的祖先,变成了殷人的死敌。殷人留下的记录用各种方式来谩骂他们,但是无法掩盖的就是,与马匹有关的主要产品和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殷商从晋国进口的。同时,跟晚期殷商同时代的周人则把这同一个鬼方说成是尧舜这帮人的继承者,是自己文明的来源,而殷商却把他们辱骂成为主要的野蛮人。请问,同一个地方怎么可能既是最伟大、最仁慈的礼乐文明的来源,又同时是最可怕的野蛮人呢?显然,这只能从政治上的敌对关系来解释。同时也说明,晋国的产业结构像晚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样是复杂而多元的。他们可能像后来的日本那样,各个不同的封建领主和家族承担了深化产业链各个部分的相应使命。

[34:36]像先家所承担的使命,很明显就是殷人所诅咒的鬼方的那些使命。他们有强大的战斗力,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和马匹,但是他们显然并不是优秀的粮食生产者。而新田那一带的封建领主,肯定是像先氏这样的家族的主要粮食供应者。后来晋国建立的时候,传说中的唐叔在建立晋国的时候,他们必然是以联姻的方式把先家和新田那些各种各样的封建家族纳入了自己的统治网络,而他只是近代欧洲那种象征性的君主,因此他也就完全继承了古晋文明就具备的那种晋狄二元性。只不过对于他来说的话,无论是晋人还是狄人,都是他自己的臣民。而且,根本不存在后来在魏绛和戎时代才开始出现的那种把狄人当作外人、晋人当作自己人的倾向。先家显然就是狄人,没有问题,他既是鬼方又是狄人,但是他仍然是晋文公的重要公卿。

[35:47]后来传说中的魏绛和戎说狄人不重视土地而重视金银,其实这正是晋人自身的特点。魏绛和戎的传说大概并不是发生在传说中的魏绛和晋悼公的时代,而是发生在战国时期,也就是西门豹那个时代。战国时期的三晋南下进入中国,占领了大片的平原区,同时用伊朗人引进的水利技术,第一次产生出细密化耕作的平原地带。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会觉得,土地宝贵,金银不宝贵,拥有大量编户齐民的耕作人口是件很占便宜的事情,可以把这些耕作人口按照耕战的方式编成后来商鞅产生的那种军国主义体制。而原来的封建和部落体制产生出来的那种多元文化,各部落和各领主各自深化某一种特殊产业,这样产生出来的人口不太多,但是战斗力很强,人民生活富裕,有大量的金银器,比较接近于近代欧美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就显得封建性太强,对于一心想要加强权力的绝对君主国来说变得不合时宜了。这时候,中国化的魏国和韩国就开始厉行绝对主义,同时也就产生出和戎这一类神话。这一类神话实际上是把古晋文明的创始者,在晋文公和晋襄公时代还构成晋文明主流的晋国传统维护者,丑化成为需要被排除的戎狄,为自己推行中国化——或者干脆地说就是推行专制主义化的政策作为辩解。

[37:38]当然,这时候,坚持封建传统的晋人就通过赵代联盟,依靠赵氏家族的保护,撤退到晋北和鄂尔多斯高原,在这里继续保存自己的传统。而晋南是晋国的统治中心,是封建领地遍布的地方,像阿尔萨斯-洛林一带,基本上是每一个封建君侯都占了一批土地,变成一个犬牙交错的地带,也就变成了中国化和晋国化两种政治和文化系统斗争的地区。吴起担任西河守,主要就是为了在西河开垦出军国主义管理的一个郡县制地区,隔断晋南核心区和新兴伊朗文明之间的联系。而赵人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重新打开鄂尔多斯高原和传说中《穆天子传》的代道。

[38:34]我们要注意,先秦时代的政治文献一般都有政治宣示的作用。《穆天子传》是战国时期赵人的作品,强调赵人要继承古晋人对内亚通道的通行权,像英国人要通过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控制英法海峡一样。而魏绛和戎或者吴起见魏文侯这些战国传说,则是要强调魏国人才是晋国的正统,绝对主义君主化不是新兴的中国化和对传统的背叛,而是本身在晋国的古老传统中间就有依据的。这两者说的都包含一定的真实成分,但都不是故事的全部。真实的古晋文明当然是晋狄二元的,两者都包括在内的。既包括从事精耕细作农业的灌溉区,也包括从事金银器以及后来伊朗化以后的铁器、各种专业手工业、马匹养殖、盐业开发的各种商业和工业的家族和封建势力。这个多元镶嵌的结构,才是一度使早期周人无比羡慕、使晚期殷人无比恐惧、启蒙了最古老的满洲文明、把他们的马匹养殖技术辐射到蜀楚和广大百越地区、是构成后来西南夷和山夷马匹养殖技术始祖的这个伟大的古晋文明的真正真相。

[40:13]所谓王官之学散在百家,也就是一个干细胞分化成为多种不同的细胞,例如心脏细胞、脾脏细胞、肠道细胞和各种细胞。一旦分化以后,它们就不能够保持原来干细胞无限分化的能力了。古晋文明对于远东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干细胞。当然,后来晋族人民的正宗是在赵而不是在魏。他们更多地继承了古老的封建结构和鄂尔多斯高原的通道,也是第一批接受了新兴伊朗文明,并运用新兴伊朗文明的技术威迫作为绝对君主国先驱的魏国和秦国,利用这种方式保存了晋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赵国灭亡以后,在自身的封建领地消亡以后,能工巧匠和马匹养殖者纷纷北迁,在阴山一带构成了后来的匈奴王国的统治核心。匈奴王国保存的那些战国体制,例如被后来汉朝废除和修改的相邦制度、左贤王和右贤王制度之类的,其实最初都胎息于晋国早期的历史。

[41:41]相邦制度是在战国绝对君主化以后,才由大封建领主和王室的管家变成了文官系统的领袖。以左中右划分部落和封建联盟的方式,其实正是殷商晚期所对应的那个鬼方文明的特征。他们没有明确的中央政府,没有像殷商王朝那样可以动员各路诸侯的中央政府,而是由不同的部落联盟和封建联盟组织起来。山地联盟和河谷联盟之间的关系,经常就是左部和右部之间的关系。赵家首先修筑晋阳的时候也是以左中右方式来划分它的三军的,而这个三军所对应的就是组成这些军队、为这些军队提供战马、军事物资和武士资源的各个封建联盟。这个比较松散、平时的时候几乎是若有若无、但是在战争时期又能够体现出相当大效力的类似民兵制度的制度,在最古老的晋人被秦汉帝国打败和驱逐、被迫逃出塞外、失去了固定的封建领地以后,就自动地演化成为中央、左贤王和右贤王这样一种既可以吸纳当地部落、又可以保存晋国原有文化传统的比较灵活的政治制度。而中国主义通过绝对主义发展到极致,也反过来迫使封建制度转化和演化为部落制度,因此使晋国的民族性、文化传统、工艺传统在丧失了晋南的盐矿产区和精耕细作农业区以后仍然能够在代北继续保存下去,继续发挥把西亚的先进文明输送到远东的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