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15 世界宪制史30:印度宪制简史(六)(3)

(接上文)

[00:37:31]同样,甘地主义在印度教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老派印度教徒是很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个戴着印度教帽子的欧洲化运动的。但是无论如何,它这一套,主要是它的组织功能,是有效的。它的组织在印度的竞争,差不多就像是英国工党的组织跟英国共产国际派来的英国共产党组织在格拉斯哥工人运动中的竞争一样。竞争的结果是导致了英国工党发布清党名单,把共产国际派来的英国共产党当敌人一样对待。但是这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英国工党在共产国际刚刚成立的最初阶段曾经以为大家都是左派,很天真地加以同情,然后被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玩弄了一下以后才醒悟过来。被玩弄之前,英国资本家曾经一度在斯大林同志他们招商引资改革开放的时候到苏联去投资。苏联匪谍为了侵吞英国资本家的技术和资产,用假工人运动来敲诈那些英国资本家,迫使他们放弃投资而撤出。这样,他们留在苏联的那些技术和工厂就自然而然变成苏联的资产了。那时候,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还很得意、很sb地说:“啊,苏联真是工人阶级的理想国。你看,苏联政府站在工人运动一边,跟英国资本家作斗争,所以他们能取得胜利。而我们可怜的英国工人阶级,政府就不帮我们了,呜呜呜,我们太可怜了。”然后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会议上听到英国工党的议员在国会中间这样发言,笑得前仰后合。立刻就表示,我们共产国际在英国的代表处可以任命亲爱的麦克唐纳先生担任某地的书记。于是政治局就起哄似的通过了这个决议,任命麦克唐纳同志为我们共产国际某某分区的书记。根据我们苏联实行的配给制,我们配给他多少多少薪水,还配给他多少多少布票、粮票、烟叶票。政治局的秘书巴让诺夫(Boris Bazhanov)一本正经地把这个政治局决议记录下来,加入了政治局的档案,负责执行。后来巴让诺夫跟斯大林闹翻了,叛逃到西方,他就把这些可笑的文件交给了当时已经做过一届联合政府首相的麦克唐纳了。包括那些斯大林和布哈林把麦克唐纳当作傻瓜一样嘲笑的很不公正的言辞,都让麦克唐纳本人看过了,麦克唐纳气得半死。

[00:40:14]这件事情跟英国工党制定清党名单是有一定联系的,但是当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列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派到格拉斯哥的那些匪谍企图像共产党对付国民党一样破坏和劫持英国工党在工会的基层组织,严重得罪了英国工党的那些在北方地区的各大佬,而他们在英国工党党内是很有势力的。其中也包括后来创作《007》的那位作家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和他的女朋友,他们是亲自参加了这场非常类似国共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斗争、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斗争的斗争的。最后在工会各大佬的强烈要求之下,英国工党通过了早在冷战之前就付诸实施、在冷战之后又连续改良和执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清党名单。清党名单的实质当然就是要清共产党了,其中也是包括武斗这一条的。英国工会像芬兰工会和德国工会一样,他们的地方干部、书记长之类的对于共产国际的武装分子侵入他们的工会,是负有义务把自己的工人组织起来武斗他们、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给赶出去的。这种武斗只是工会内部的清理门户,跟警察局的治安案件是不一样的。在工会的议事日程中间,跟清算工贼是算在同一类的。英国工党领导下的工会清算共产党分子和清算工贼,是算在日常工作流程当中的。

[00:42:01]甘地在南非搞出来的那一套非暴力运动的手段,本质上讲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左派势力在宪政体制之内争取扩大选举权采取和发明的那些技术。这种技术最先的发明实际上是,在十九世纪末期,英国议会彻底转化为全体男性普选制、但是还没有转化为全民——包括女性和所有成年公民的选举权的那个过渡阶段,也就是格莱斯顿内阁执政时期,由张伯伦发明出来的那些地区分部、各地支部、群众动员、开群众大会那一套政治经纪人技术。张伯伦发明这一套技术的时候,参考了美国政治经纪人在当时即使不是全世界唯一、但至少是全世界竞选技术和群众动员技术最完善的美国政党的群众动员技术,把它移植到英国。从制度上的来龙去脉讲,大致上就是这样的。甘地把这套制度引进了印度,同时使用了印度民族发明的各种辞令。

[00:43:09]我们要注意,“印度教原来是很纯洁的”、“印度人原来是很圣洁的”这一套诸如此类的神话是印度民族发明的结果。是雷杰·饶(Raja Rao, 1908~2006)和二十世纪初叶的印度民族发明家企图对抗孟加拉民族发明、达罗毗荼民族发明、巴基斯坦民族发明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小民族发明,企图把奥斯曼主义引进印度,把根本不具备民族特色的英印帝国发明成为一个民族的结果。像世界上的所有奥斯曼主义民族发明一样,它也包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想要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发明在同一个民族内部,这里面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想要应对自己觉得比印度帝国更像一个民族的孟加拉人或泰米尔人、本质上是种姓或者等级的达罗毗荼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本质上是教派的巴基斯坦和伊斯兰主义者的发明,都是极其困难的。它处在一种理论上四面受敌、现实上也很难执行的状态。

[00:44:17]但是甘地至少是在把这种理论跟群众运动结合方面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把在欧洲已经行之有效的那一套政党支部、群众运动各支部的制度引进了全印度,使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国大党的党员扩充了一百倍以上。这对于旧国大党的领导层来说并不是一个福音,因为这些扩大了一百倍以上的新国大党党员对旧的那个作为英国自由党激进派分支机构的国大党的原来的主义和传统不怎么了解也不怎么尊重,他们只知道有甘地,不知道有国大党。结果,国大党如果对甘地的某项政策不满、而甘地威胁要退出国大党的话,国大党刷的一下就没有人了。甘地要执行某一项决议的话,他总能在国大党党内找到相应的代理人替他说话。结果,在甘地在世的那几十年,国大党的领导层,包括像尼赫鲁这样的知识分子,就非常痛苦地感到,国大党对甘地的依赖已经比绝对君主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赖还要大了。

[00:45:34]国大党在甘地领导时期的群众化和群众组织化,第一次使印度的各政党达到了基督教会过去在罗马帝国曾经达到的那种组织度。基督教会最后之所以能够征服罗马帝国,是因为基督教的教区基层组织已经达到了罗马帝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对罗马帝国来说最至关紧要的军团在内。而印度过去一直是一个帝国。没有任何人的基层组织,无论是伊斯兰教徒的基层组织还是其他人的基层组织,能够比得上国大党的基层组织。在甘地把国大党的基层组织撒遍印度以前,印度组织度最高的社团应该就是穆斯林社团。他用类似于基督教的基层社区组织技术,使得理论上的印度穆斯林大体上来讲都有自己的最基层社区的教法学家和宗教法官。而相比之下,非穆斯林,就是所谓的印度教徒,他们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宗教,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人。例如,更重视湿婆的人和更重视梵天的人彼此之间是谁也不认谁的,而且他们谁的组织度都达不到伊斯兰教徒那种每一个穆斯林在自己有事的时候或者跟其他穆斯林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能够找到一个教法学家替他讲理的地步。理论上算是印度教的这一拨,比如说马拉塔人和拉杰普特人,彼此之间就是互为仇敌而且谁也不认谁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不是穆斯林。因为都不是穆斯林,结果被比较外行的欧洲作家和记者发明成为都是印度教徒了。后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明家又企图在这种误解之上做二次发明,但他们的成功程度都没有很大。

[00:47:28]甘地在基层组织方面的成功,就使新的国大党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组织竞争。第一就是解构能力很强、可以说形式上像是基督教教会的反面、把每一个组织扔进它想要渗透的社区里面的共产国际。它跟新国大党的关系,精确地复制了欧洲各国工党和社会民主党跟共产国际的那种斗争模式。他们是直接竞争。跟资产阶级的竞争还没有那么直接,因为双方都还没怎么把资产阶级当作自己的发展对象;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发展对象的各支部当中,为了争夺同一批群众,双方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共产国际的斗争策略像他们对待蒋介石和刘湘之类的军阀一样,就是把帽子盖在你头上。我先打入你的支部,用你的支部名义去围攻警察局什么的,然后这些事情就算是你做的了。如果英国人镇压你,迫使你进一步激进化,那么这件事情是很让我满意的;如果英国人不镇压我或者镇压不了我,那么我就把领导运动的功绩放到叶挺独立团的头上来,在运动内部抢夺领导权,最后把你们一个一个排挤出去。

[00:48:49]甘地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推进到如火如荼的情况、似乎要很有成就的时候,被例如像查里查拉事件(Chauri Chaura incident, 1922)这样的运动打断了。就是某些支部围攻警察局或者其他什么的、闹出了人命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果断地中断运动。中断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不中断运动,结果很可能是有利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性质的中断运动,跟蒋介石清党的政治意义其实是差不多的。伴随着中断运动的结果也就是,国大党不得不摸索自己的清党路线。由于国大党在这个时候在理论方面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新导师,就是费边社那一拨人,所以国大党的清党名单制定的时间也要比英国工党相应的晚一波。英国工党的清党名单是在1926年格拉斯哥的罢工事件以后制定出来的,而国大党虽然实际上在差不多的时候——二十年代末期已经有清党和排挤共产党渗透者的实际做法了,但是还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共产党企图通过战争服务和战后宪法安排的群众运动再度渗透的时候,才制定出正式的清党名单。这个时间差异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大党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相当可靠的保证,以及通过几次地方选举的胜利对自己在英国人撤退以后必然会变成执政党有了相当的把握。有了这个把握以后,制定清党名单才会变成水到渠成和必不可少的事情。

[00:50:27]另一方面,国大党的组织建设也引起了其他民族发明家的相应活动。国大党的胜利意味着他们的民族发明家把印度发明成一个帝国民族、一个奥斯曼主义民族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而这正是比如说印度爱国者联盟和穆斯林联盟最害怕的事情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其他地方性的集团,例如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因为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和英印协会、地主协会、青年孟加拉协会这些组织是印度国大党的创始团体,结果孟加拉民族主义一开始就被压在大印度民族主义的底层。就像是吴越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压在大汉民族主义的底层一样,道理是一样的。相反,那些参与度不高、在国大党体制内本来就处于边缘的集团,例如像泰米尔人和马拉塔人什么的,他们就比较容易像是粤人、蜀人、滇人一样,你们吴越人发明出来的汉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另外发明一个巴蜀利亚民族或者坎通尼亚民族好像是更容易一些。因此他们也就在几乎同时,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发明了泰米尔民族、达罗毗荼民族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小民族。锡克教民族主义跟巴基斯坦和伊斯兰主义几乎同时发明出来,起到了相互竞争的作用。锡克教徒最后投奔印度,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势力不如穆斯林的原因。

[00:52:00]从理论家这个层面,上述的多种民族发明家虽然都在发明民族,但是论基层组织的建设,他们的参差不齐是很明显的。达罗毗荼斯坦(Dravidistan)叫得一片嘴响,它的基层组织始终没有搭起来,直到现在还停留在理论上。像泰米尔民族主义之类的更小的民族主义,他们的基层组织要到1970年代才搭好。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们明显是斗不过国大党和共产党的。伊斯兰主义的基层组织比国大党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要落后一点,大概要到四、五十年代才勉勉强强搭好,也就刚好赶上巴基斯坦的建国。锡克教的基层组织要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才差不多搭好,结果引起了锡克教徒和国大党主流派之间的斗争。基本结构就是这样。除了我刚才介绍的那几种民族发明以外,还有其他势力更小的小民族发明。它们要到九十年代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领导的各民族联盟开始问鼎中原以后才获得广泛的发展机会。以后能不能或者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理论家的书斋中走出来,从理论变成现实,获得群众动员力量,现在还是不可知的。国大党的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的奥斯曼主义性质。它表现得跟英印帝国同构,很像是一个能够以最小改变和最低代价把英印帝国盘下来的政治力量。这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在1949年能够接管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这也是它在1990年以后失去政权的原因,也是它陷入现在的困境的基本原因。

[00:53:48]当然,国大党除了在组织方面跟各路民族发明家竞争以外,他们在理论方面也面临着甘地主义和费边社左派知识分子的斗争。甘地主义在尼赫鲁这样的自己是婆罗门出身、又接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的国大党知识分子看来是很不完善的,而且印度本土的性质太浓厚了。他们像所有知识分子——至少是全世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理论上的欧化和本土化看得很清楚也很敏感,对于组织上的欧化和本土化却是看不大清楚也不大在乎的。所以形成一个悖论:其实,甘地的组织是欧化的组织,是印度南亚次大陆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强组织;但它的理论头上却戴了一顶印度化的帽子,这顶印度化的帽子是费边知识分子很不喜欢的。印度的费边知识分子,像尼赫鲁这些人,对于理论上的欧化是很看重的,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组织能力跟全世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没什么组织度,要依靠别人的组织,但是同时还要在这个组织里面不断地指手画脚,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们在理论上是欧化的,而组织上说不上是本土化还是不本土化,他们就是没有组织度。他们在社会上原来有一些影响力,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很有名的缘故;后来有一些能力,是因为他们可以依靠国大党的组织的缘故,然而国大党的组织能够扩大是甘地及其门徒给它打下的。

[00:55:31]他们对甘地并不是十分满意,但是他们只能够在理论层面进行反击。好在甘地在理论层面上也真的是很粗糙的,所以他们可以从拉斯基那些人那里引进一整套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他们声称:第一,这套理论跟甘地主义的基本方向并无不吻合之处,就像是戴季陶主义跟孙文的三民主义一样,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跟三民主义一样,好像大方向吻合。甘地主义说:“我们印度原先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社会,大家和谐和谐和谐,印度村社一百二十个和谐。如果有什么事情搞砸了,都是你们英国资本主义分裂了社会,让穷人和富人不再相爱了。如果我们发掘印度最原始的传统,就会发现穷人和富人、全世界的所有种族和所有宗教信仰都是完全相爱的。像你们欧洲人这样,今天搞民族主义,明天搞阶级斗争,大家都不相爱了,不好不好,不大同不和谐。我们重新和谐起来,和谐是甘地主义的核心,很好很强大。”当然,你应该怎样和谐起来,它是没有话可说的,但是它有一套群众组织。尼赫鲁从拉斯基和费边社那里学了一套知识分子的理论,他真正能够讲出一套怎样推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税收制度、国有企业制度之类的,能够用一批技术官僚来操纵这个制度。但是无论他和他的婆罗门知识分子还是那拨技术官僚,在群众面前都是老爷和上等人,群众是只能跟风的。而上层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如果仅仅从理论色彩和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比甘地更左。甘地的经济政策是浪漫的,就是喜欢小企业和家庭社区经营的手工业;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这些都是TMD落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