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16 世界宪制史30:印度宪制简史(六)(4)

(接上文)

[00:57:26]这时,印度新兴的、根基还不甚深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要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们过去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一直认为英国人是他们最好的保护者。他们在印度本地是少数团体,有很多、甚至是大多数都出身于少数族群。即使不出身于少数族群,在发了财、变成在印度社会中相当孤立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以后,他们也正确地看出:他们无论是跟纯粹的屌丝阶级,还是跟原来以某种意义上算得上出身高贵的穆斯林王公、穆斯林教法学家、拉杰普特武士、婆罗门知识分子(现在都已经没有自己有钱,但是却比自己更有理论上的丰富度,更有理论上的上等人资格和历史上的上等人资格),彼此之间都是合不来的。他们只有依靠英印帝国才能够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如果政权民主化,无论以什么方式民主化,是通过科举制度的方式民主化,还是通过普选制的方式民主化,结果都对他们不利。但是,这样的趋势还是无法避免。他们在1935年宪法通过以后最初的几次选举中间,试图通过自由联盟来维持英国人撤退后的政治势力,但是事实证明自由联盟像他们在荷属东印度的类似政党一样,无法在普选制和本土化的时代赢得多数席位。在这以后,他们就在已经存在的各个势力当中做了一下选择,决定跟国大党达成交易。

[00:59:05]他们的理由就是奥斯曼主义式的:似乎只有国大党才能够维持住英印帝国这个盘子,而他们并不希望英印帝国像奥匈帝国一样分裂成为几十个小型民族国家。像凯恩斯就觉得,奥匈帝国的分裂在经济上是极其不划算的。这些大资本家也有同样类似的看法。一直到英迪拉·甘地在七十年代当上总理、执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把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推到极端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这种看法。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他们是极其不利的,意味着国家要向大资产阶级征收重税,来发展效率极低的国有企业部门,这些国有企业部门使印度长期落后,但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塔塔家族给予他们子子孙孙的家训始终是:“我们要支持国大党,尽管国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更加不是什么好东西的政党来说,它仍然是最有可能维持印度秩序的政党,也是唯一具有全印度视野的。只有他们,才能够抵挡赤化的潮流。”塔塔家族的后裔像大多数印度大资产阶级一样,是遵循这条家训实行的。这样的政治逻辑使得,1930年代末期,在国大党证明自己在清共方面很有能力以后,大资本家的大量捐款进入了国大党内部,使国大党获得了充分的经济基础。

[01:00:42]实际情况跟国大党自己发明出来的印度建国神话相反:这个建国神话声称,印度建国是慷慨无私、热爱人民的印度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发动了淳朴的印度村社居民,广大的、慷慨的人民大众在这些慷慨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之下对抗了依附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只顾自己发财而不顾印度民族尊严的这些邪恶资本家,从他们手中拯救了印度的独立运动,使印度变成了一个富有社会公正色彩、富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伟大共和国和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民族国家;实际情况则是,印度的真正独立是大英帝国在撤退过程中间寻找代理人、印度大资本家寻找可靠的反共势力、以及甘地主义者深入基层的群众组织这三者结合的产物。这三者如果从纯粹理论上看来,都有看另外两者很不顺眼的地方,但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使三者经过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博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坚定地走到一起来了。走到一起来的原因不是任何理论,而是在现实政治当中存在的所有政治力量当中,它们三者的结合都使它们三者避免了比现在这个结合更糟的其他结合。比现在这个结合更理想的结合,很不幸,经过了1918年到1939年的博弈,被证明是,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存在,也许在将来有朝一日可能出现,但是现在不幸尚未出现,因此无法加以利用。因此,作为现实政治家,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就是,作为印度爱国者联盟继承者的穆斯林联盟跟国大党就此分道扬镳。民族发明学没有穆斯林联盟和伊斯兰主义者成熟、而害怕伊斯兰主义者超过害怕至少还拥护英印帝国联邦主义结构的国大党的那些其他各路民族发明家,锡克教民族发明家、达罗毗荼斯坦民族发明家、泰米尔民族发明家,都以较小党派的资格决定,宁愿选择印度联邦,而不愿意选择伊斯兰主义的巴基斯坦。

[01:03:2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基本的印度独立路线图实际上已经是制定了。最初的几次选举使国大党在地方各邦获得了很大优势。可以合理期望,如果选举时间表继续走下去的话,他们在中央的选举也能够获得优势。正在这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利用大英帝国对印度士兵和印度资源的需要,进一步加快英国人移交权力的时间表。以及更加重要的是,在移交权力的路线图以及召开制宪会议、签署未来宪法的路线图当中,给予目前的最大党派国大党更大的优越地位。他们为了讨价还价起见,发动了一场象征性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向英国人表示,如果印度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跟大英帝国合作的话,英国人在日本人面前以及在更远的德国人面前将会受到多大的损失。而印度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一方面是斯大林同志被德国人打急了,非常害怕大英帝国被德国打垮以后自己会落到悲惨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抓住这个时机跟国大党竞争,把基层组织从国大党手里面夺过来,发动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合作运动。合作运动的实质就是,你们不是要走甘地主义路线、非暴力不合作吗,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大局面前是一个极其反动的纲领,我们要求印度共产党人和印度爱国者积极跟大英帝国合作,就像是法国共产党必须积极跟盟军合作一样,一切为了打败希特勒服务。如果有哪些支部受国大党的指挥要不合作,我们就要把支部夺过来,跟大英帝国合作。

[01:05:34]但是没有想到,印度国大党恰好就在这个时机通过了它的清党名单,公开镇压企图打进国大党基层内部的共产党,而英印帝国的当局也恰好就在这个时期内取缔了英属印度的共产党。结果出现了一种从知识分子最在乎的面子角度来讲应该是极其没面子的现象:共产党原来是痛骂国大党,你TMD搞什么非暴力,非暴力就是资产阶级走狗,真正的无产阶级应该搞暴力斗争才对;现在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它不但要合作,而且还要彻底合作。而且,它过去在暴力斗争的时候还没有被英印帝国取缔,还有一个合法的门面在;现在完全改变立场、跟英印帝国合作的时候,反而被英印帝国取缔了。过去在仅仅是路线有差异的时候,还没有被国大党完全取缔;现在呢,愿意跟建制内所有党派合作的时候,反而被国大党取缔了。对于印度共产党来说,这是它自从建立以来最没面子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我们都要注意,对于大众民主时代的群众性政党,它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只有知识分子才在乎的有面子没面子。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这些事情他们甚至都根本不会知道,即使是知道了也不会感兴趣。

[01:07:01]基层群众在组织经营当中关心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跟早期基督教徒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徒经营社区时面临的问题是差不多的,就是非常柴米油盐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女人跟她的丈夫闹翻了,用不道德的手段破坏他们的家庭,我们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社区应该怎样对付她?或者是,谁谁谁利用官府的优势捞到什么便宜,但是这些便宜是不符合本地社区大多数人的道德观的,我们能不能用某些手段抵制他,让我们的道德观和心目中的正义感能够得到实施,诸如此类。这些实践就是真正的造法实践。社区经营者在这些事情上处理好了,你的组织就能扩大。上层理论方面,中央政治层面上的有面子没面子,其实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匹夫匹妇的小民关心的既不是你的神学理论,也不是你的政治理论,也不是你有面子没面子,而就是这些跟他们的日常社区生活和家庭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情。能够成功的组织,都是在这些方面造法工作能够做得好的、造法实践很丰富、而且造出来的法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组织。后来印度共产党在西孟加拉这些邦还是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显然就是因为他们的基层组织比如说对于农民工进城需要找宿舍这些事情能够做得比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或其他组织做得更好,或者当地根本没有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类似组织,让共产党独自占据了生态位。

[01:08:44]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了这样的斗争以后,在制宪会议召开的前夜,国大党看来是胜局已定了。英印帝国已经决定扶持他们,印度的大资本家也已经实际上资助他们。对他们来说唯一的一些小麻烦就是,理论上执行甘地主义是完全非暴力的印度教基层群众,有很多人在事实上跟穆斯林、共产党或其他小民族的民族发明家发生了各式各样的暴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摆平是很不容易的。最后,甘地终于死在那些认为他的立场对穆斯林和其他分离主义者的小民族发明家过于绥靖的印度教极端分子手里面。这个刺客出身婆罗门,也是像尼赫鲁一样的高等人。他杀甘地,像布鲁图斯杀凯撒一样,也是对甘地本人非常尊重,在杀他以前还鞠躬行礼,表示说,“甘地,你是我的精神父亲,但是我像布鲁图斯杀凯撒一样,之所以杀你,是不得不如此。如果你再继续绥靖下去的话,我们就整个要完了。我不得不杀你,以便从你手里面拯救你的运动。”而从甘地的角度来讲,你们都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我是要想维持全印度的和谐的。像你们这样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那些本来就跟我们离心离德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其他民族发明家岂不更要跟我们离心离德了。我压住你们,是我的一片苦心呀。你杀我,我也像是凯撒看到布鲁图斯一样:布鲁图斯,也有你在内,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啊,你这个亲儿子要杀你的父亲啊。但是既然你认为要这样做,我也就像羔羊一样,我就让你杀了吧。

[01:10:29]甘地被杀这件事情对印度奥斯曼主义的民族发明,可以说差不多就像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对基督教会的意义是一样的。他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绝对不像共产主义者发明的那套争权夺利的史观那样,什么“极端主义者杀害了英帝国主义者的走狗,英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假仁假义,把人民革命的解放运动引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歧途”之类的胡说八道。它是一件充满了悲剧色彩的事情,什么叫做充满了悲剧色彩?就是英雄人物意识到,为了自己的事业能够成功,他必须牺牲自己。甘地意识到,没有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个基本结构,像色拉拼盘一样五花八门的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办法在英国统治者撤退以后能维持起码的和平。为了维持这个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希望,他只能把自己塑造成为殉道者。即使明知自己的路线注定了自己死路一条,但是也要勇敢地走向殉道者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血证明非暴力和平建国的路线是唯一能够拯救印度的路线。如果他不死、没有这个殉道者的话,也许印度在1949年以后就已经巴尔干化了。而国大党作为一个费边派知识分子的政党,尽管他们的上层人物讨厌甘地的程度不亚于丘吉尔和英国保守党人,但是不可否认,他们是甘地神话和甘地遗产的主要消费者。广大穷困潦倒的屌丝群众把甘地看成是圣人,为了甘地的缘故才愿意容忍尼赫鲁和他的社会主义政策。他们爱的是甘地,而不是尼赫鲁。他们像穷困的俄罗斯东正教徒热爱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耶稣基督、像穷困潦倒的拉丁美洲黑人和印第安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愿意承担生活中的一切痛苦一样热爱甘地。只要甘地的遗产还在国大党手里面,他们就愿意含泪投票支持国大党,而他们是印度人口的大多数。国大党必须通过神话建构,把甘地主义的遗产抓在自己手里面。而且尤其是,甘地死得及时。一个死去的甘地可以供他们好好利用和消费,活着的甘地对他们来说也真是够讨厌的。死得真是不错,死得真是很及时。

[01:13:11]国大党在十九世纪是自由党的小弟,在二十世纪是费边社和英国工党的小弟。这就导致,英国在东印度公司时代实行的重商主义和英印帝国时代实行的自由贸易主义被1935年以后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取代。1935年以后的选举使得印度三分之二的邦落入国大党的手里面,也就是说落入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教出来的国大党小弟的手里面。这是印度经济从十九世纪的高速增长转为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大多数评论家虽然把这件事情归咎于国大党的计划经济当局,但是他们多半没有注意到,印度计划经济启动的时间是1935年,而不是1948年。1948年以后的计划经济只是1935年以后那十几年内在各邦已经开始实行的计划经济的扩大化。像塔塔家族这样的大企业,虽然讨厌计划经济造成的高税收和发展停滞,但是他们家大业大,他们在自由贸易时代已经打下了家业。虽然多交了一些税,但是避免了战乱,还是划得来的。而真正的小资本家和创业者,在他们的创业阶段,本小利薄的那个阶段,就经不住国大党的高税收和更加要命的官僚主义管理,而被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