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17 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5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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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台湾陈易宏医师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17日
整理者:三马兄

[00:00:10]主持人:美国民主党在2020年初选的候选人当中有一个叫杨安泽(Andrew Yang)的台湾裔或华裔人士,他是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首个宣布参与总统大选的华裔。他提名的主要竞选政见是推行所有美国成年人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以对应自动化、快速发展的劳动力市场挑战。所谓的“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最佳的先例我觉得应该就是罗马帝国给罗马公民的面包与竞技。美国作为现代罗马,真的有条件可以实行这么激进的宪制改革吗?如果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势力越来越大,会不会加速美国的帝国化?

[00:00:54]刘仲敬: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人。除了汉语圈以外,基本上谁都不会报导他。而且这样的主意是零零星星在十九世纪以来总会有人提出的,但是不大能算历史趋势,因为历史趋势必须像是喀提林这样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人——也就是说像奥巴马这样的人提出来才算数的。比如说像是粮票制度这个东西,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的小说当中,类似《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这样的小说当中就有人提过,显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空想家提出来的,但是如果基本上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话,那就可以忽略不计。他就是那种在民主党内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候选人,一般没有必要把他在选举地理学中算进去。

[00:01:46]当然,美国是能够支付得起的。只要运用它的金融和军事力量的话,实行这样的制度是可以的。但是实现了以后肯定形同虚设。财产或者生活标准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不固定的。什么叫做“基本生活标准”?任何数额的金钱或者待遇都可以叫做“基本生活标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拿着“基本生活标准”的人肯定会觉得,他跟其他人相比的话,这个也少,那个也少,各种不自由。愿意靠这种东西生活的人肯定是依赖性极强、极其缺乏野心的那种人,大多数人不会喜欢、也不会愿意为了这样的东西就一辈子把自己捆在上面。如果有人掉进这样的陷阱的话,那就说明社会系统当中已经容得下大量的像是八旗子弟那样的人了。

[00:02:39]例如,跟罗马帝国的面包与竞技比较相似的实际上是退伍军人待遇。美国的退伍军人,包括伤残军人,数目是非常大的,而且这是叠加性质的。一般来说,待遇是终身性的。你参过一次战,那么待遇就是终身性的。下一次你可能不参战了,别的人参战,待遇又是终身性的。所以,即使每一次参战的人数都很少,积累下来却是很多的。到处都可以看见有退伍军人,他们都有相应的福利待遇。而绝大部分军费开支不是用在战争本身上面,而是用在这些退伍军人退伍之后的福利上面。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相当于罗马帝国面包与竞技的东西,它才是美国帝国性的真正体现。

[00:03:31]主持人:您之前(9 Sep 2019)说在未来美国会非常不愿意在欧亚大陆上面流血,它在从内亚到东亚的传统连接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丝路或者说是新疆一带)还有在东南亚和中国的传统连接口(也就是南粤一带)需要有两支军队,最好是诸夏军队,来替它守住边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未来美国不会想要在中国或者中国附近再打一场韩战或者越战?

[00:04:10]刘仲敬:这个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来讲。我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假如美国要做帝国的话,就要用附庸国去打仗。但是,美国其实可以做美洲岛的英国。比如说,拉丁美洲就是它的爱尔兰,加拿大就是它的苏格兰,然后守住美洲大陆。西里西亚到底归普鲁士还是奥地利,波兰到底要不要亡国,这对它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欧洲大陆的人来说,这是十分紧要的。欧洲大陆的政论家或者政治家总是想把英国人拖进来。例如,俄国占领波罗的海沿岸的时候,瑞典人就要求皇家海军出兵。理由是,皇家海军所需要的木材有很多是从波罗的海——就是今天拉脱维亚的里加输出的,不能让它落到俄国人手里面。而英国人不为所动。事实证明,俄国和英国没有利益冲突,也根本看不到为什么不能把木头卖给俄国人赚点钱。实际上,这方面瑞典人提出的理由完全是为了瑞典人自身的利益考虑的。

[00:05:10]波兰人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的那个时代就跑去抗议说,英国商人为什么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北极航线和东北航线的重要港口),把欧洲的军事技术(包括火药)卖给了莫斯科人。他指出,火药这个东西是只有文明人才能使用的。波兰人压制俄国人,跟它的军火优势是很有关系的。俄国人人多,如果俄国人也有了火器,这还得了?他表示说:这种做法是在背弃欧洲文明。于是伊丽莎白女王就用拉丁文回了他一段,表示说:我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不要以为你才懂拉丁文。波兰大使是用拉丁文说话的,他的意思是说:俄国人,包括拜占庭系的、更不要说是蒙古系的人,不是我们讲拉丁文的欧洲人的一部分。于是女王就说:我也会讲拉丁文,但是这件事情跟英国的国家利益毫不相干。于是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00:06:02]如果我是美国总统的话,我肯定要实行美洲岛政策,因为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比起罗马帝国式的外交政策或者说是美国式的外交政策的性价比要高得多。但是美国自身能不能够实行这种老奸巨猾的政策,那还是很难说的,这取决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于远方,那就像是陈光甫在抗战时期说的那样,桐油借款能不能搞成对于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好比说他是一个富家少爷,在赌场里面赢几块钱输几块钱是没关系的;但是蒋介石你是一个拿着手巾伺候人的茶房,别人心情一高兴就多给几块钱,心情一不高兴就少给几块钱,那就是你要不要家破人亡的问题,所以你必须按照西门庆的“潘驴邓小闲”原则,随时让他心情高兴才行。

[00:07:01]后来国民党又强烈抗议说是,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助理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是共产国际的匪谍,给国民党穿小鞋,所以是他们害得国民党输给共产党了。但是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说,罗斯福总统是搞大政策的,而国务院或者财政部的小公务员做些什么事情就像是派出所的员警给你办户口的时候态度好不好,他可以让你当场就办成,也可以让你过两个月再来。对于很穷困的、像白宝山那种人来说,这两个月是很要命的,但是你要说是共产党要迫害白宝山,共产党知道你白宝山是谁吗?共产党制定了北京市的户籍政策,这个政策派出所的民警是不敢改的。但是他可以说是,他老人家的关系户,他闪电一样给你办成了;不是他的关系户,你又不知趣,不肯给他送钱,他慢慢拖着你,这件事情他不用违反共产党的政策。

[00:08:00]像财政部或者麦卡锡说的那些国务院的什么什么匪谍,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这个。他们在大政方针上不是做决定的人,但是小事情上他可以磨你。而你如果是穷得不得了,像1944年的国民党,通货膨胀,票子满天飞,国库里面黄金一点也没有,这时候如果给你一点黄金的话,你的票子似乎就可以稳住;如果不给的话,那就只有多印一些纸币出来。这个真是使几百万人家破人亡的事情。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罗斯福总统才不会关心这种事情。人家要给你穿小鞋还是给你开绿灯,那都是小公务员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基本格局就是这个样子的。

[00:08:41]对于美国基本政策来说的话,欧亚大陆的内地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美国完全撤出了阿富汗,那么阿富汗的部落酋长如果长驱南下,就会像历史上那样对印度和波斯构成极大的威胁,但是这跟美国人是毫无关系的。阿富汗的酋长如果当了波斯的皇帝或者印度的皇帝,那也无非是大明朝被满清帝国取代了。对于西班牙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来说的话,闽浙总督或者两广总督到底是大明朝的官还是大清朝的官,这对他们的利益有任何影响吗?一点都没有影响,他们完全可以不管的。在911事件以后如果是让我去干的话,我肯定是轰炸完一通以后立刻就走人。而它居然不走,这就是清教徒的良心又开始发作了。等于是,戈登将军接管了格莱斯顿的政策,他要用最后的五天撤出最后五千人当中的五万人,就是说他把一大堆根本不是英国人的本地黑人都给撤到英国来了。他觉得良心发现,我没有看到倒也罢了,我已经看到了的话,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黑人去死,所以我实在不行的话就留下来跟他们一起死,也算是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了。

[00:10:02]很明显,这种政策是为了对得起阿富汗的那些军阀以及像黎元洪一样根本扶不起来的所谓阿富汗民主政府。他们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是正如如果你不对县级政府实行财政监督、任何贸易协定都是形同虚设那样,如果你不对阿富汗各县军阀的投票所进行监督的话,你闭上眼睛也可以看出,肯定是各地督军操纵了各地的选票。而黎元洪之所以能够当选,无非是各系军阀之间达成了某种协定的结果。阿富汗的普通选民绝不可能像是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独立地决定自己的选票,大多数阿富汗人都是根据本地的部落酋长、伊斯兰教长老和本地军阀的意见去投票。这些头面人物的归属就像是,湖南军阀或者江苏军阀如果是直系的人就会支持黎元洪,那么江苏的全部选票就会支持黎元洪,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普选制或者有限选举制,区别都还不大。有限选举制是根据英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制定的,它符合英国绅士和商人是政治上的主体阶级这个事实的;而阿富汗的地主和商人就不是政治上的主体,政治上的主体显然是酋长、伊斯兰教长老和军阀。

[00:11:24]阿富汗的政局跟英国的政局不一样,这个跟民主不民主是没有关系的。英国也不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它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广大无产阶级跟着本地的大地主或者大资产阶级投票就行了。如果你认为英国政体搞得好,你就说它是民主政体。在这种修辞当中,民主的意义略等于好,好就是民主,坏就是不民主。如果是按照希腊意义上的民主,就是说选举团的人数越多就越民主,那么阿富汗军阀和酋长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跟英国绅士和地主商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差不多的,他们的民主程度是差不多的。如果你认为阿富汗的酋长国不民主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却很民主的话,那么民主的意义就等于好了。

[00:12:17]像现在这种做法就等于是,美国的剩余资源还相当多,可以拿来随随便便扔给引起了他们注意的人。这样就会引起一个悖论:卢旺达什么地方的人(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尽管杀得很惨,美国人的良心并没有被触动;而阿富汗人之所以触动了美国人的良心,恰好是因为本·拉登同志的卓越贡献,要不然美国人怎么会知道地球上有一个叫阿富汗的国家?因为本·拉登在纽约(对了,今天就是美国时间的911)杀了一批美国人,美国人才想起地球上有阿富汗这个地方。到了阿富汗以后,他的良心又开始发作,觉得他对至少是一部分阿富汗人还负有道德责任,不能一甩手把他们扔掉就走。而因为我的良心比美国人要粗糙很多,我就会认为,他们在美国人来之前就过得是这样的日子,在美国人走了以后继续过这样的日子,谁死谁活那是干我屁事。所以,这样美国人就不得不多花一些额外的资源。

[00:13:17]当然这样一来,怎样恰当地开发美国人的良心,我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宋美龄专业”。宋美龄同志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因为她的学历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学校,所以美国人特别容易认为像宋美龄这样的人应该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如果她说蒋介石是亚洲民主的代表,而日本军阀则是多神教信徒和反动势力的代表,那么似乎是有点可信度的。但是麻烦就在于,你跟重庆打的交道多了以后,这个神话就渐渐破灭了。然后等到1945年前后,美国公众舆论已经进入克林顿总统改革开放十几年以后对中共的那个基本认识了。公众都是没什么历史记忆的,他们不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最近十几年刚刚进入他们历史记忆的东西就是新鲜的东西,当时一个为数极小的舆论操纵者集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像宋美龄就是干这种事情的,她把蒋介石打扮得跟他的真实情况不符。克林顿总统时代的华人游说者集团也是发挥这个作用的。当然,这个作用时间长了还是不行,资源消耗得太多了。任何东西都架不住时间长。你是什么人,早晚会在熟悉你的人面前曝光。等到有足够多的美国人熟悉你,而他们说话的可信度总比像宋美龄这样的人要高,最终你还是会德匹下的,你中间得到的只是在很短时间内经营出来的差价而已。

[00:14:54]如果美国走美洲岛道路的话,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博弈,博弈出任何结果来都是没关系的;如果要走帝国路线的话,那也应该撤出美国军队,制造一些代理人政权,诸夏就是这些假定的代理人政权。但是我也得老实说,如果根本上就是封锁两洋、让整个亚洲内地都去自生自灭的话,其实是更加符合美国人的利益的。我的算法是这样的:假如美国人像很多基督徒一样,他就是说,“我每年要把收入的10%拿出来捐给穷人,那些穷人是不是烂人没关系,这是为了取悦上帝,不是为了奖赏品德优秀的人,谢谢”,那么这10%的慈善捐款与其给党内开明势力,还不如给诸夏爱国者,两相比较的话就是这样。但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就是,TMD谁也别给,就拿来守护美洲岛就行了。如果要良心发现的话,给墨西哥人是最好的,墨西哥就是美国的爱尔兰。英国人要发慈悲的话,给爱尔兰、苏格兰就够了。留下来给墨西哥就好了,不要让墨西哥人得不到美国投资,反而让美国投资跑到遥远的亚洲,哪怕是给越南或者东南亚都不如给墨西哥好。但是美国人很可能执行不了这种策略。美国的外交政策对泛美岛之外的外交策略是小事情博弈出来的产物,而博弈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它的道德印象。

[00:16:31]所以在这方面,所有的华人都在企图开发他们,费拉左派和费拉右派都在非常积极地开发。像费拉右派的套路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夸张地说:没有川普就如何如何不行,如果让沃伦(Elizabeth Warren)上台就如何如何不行。我看了一眼他们的所有论证,就断定他们肯定是在针对美国的中文读者来实行带舆论的,其中肯定有大量的匪谍。例如像是沃伦所谓的反对美国页岩气和化石产业的策略,就被也许是匪谍、也许是被匪谍带动的其他舆论说成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没有川普和美国能源产业,今后美国就会对共产党网开一面。”这个很明显就是带舆论的。带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在美国反共、但是头脑不清楚的这一批美华被带到川普这边去,认为没有川普就不行。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一项事情上来讲,比如说沃伦如果实行了有利于太阳能产业的政策,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美国石油和煤炭产业被川普放了生,它们给美国增加了一些就业机会,但是留下来的污染在美国本土;如果推行太阳能产业而把这些产业压下去的话,太阳能产业移到中国境内,巨大的污染全都到了中国,而造成的效益全都输送到美国,实际上它对美国的环境是非常有利的。要说哪一种更有利于美国的话,恐怕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来讲,沃伦倒是更有利于美国的。

[00:18:09]像杨安泽,他是不可能的候选人。在民主党的候选人当中,费拉右派已经被共产党的匪谍轻而易举地统战过去了。我估计他们下一步就会这么说:川普已经完了。无论如何,就算川普明年不下台的话,2024年他总会下台,不可能像他开玩笑的那样2024、2028一直做下去。然后他们就会说:2024年以后民主党已经是社会主义了,现在只有共产党的改革派才是资本主义,所以你们非得跟着共产党的改革派走不可。这方面的舆论预热,我看现在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而在民主党方面来说的话,很明显,拜登(Joe Biden)的问题是什么?他简直就是希拉里的男性翻版,一切政策都是跟希拉里一样的。希拉里的优点,他有些没有;希拉里的缺点,他全都有。川普专门打他就是因为,打他就像是打希拉里一样,而且比打希拉里更容易,川普最希望这样了。但是沃伦不一样,沃伦有希拉里没有的优点,却没有希拉里有的缺点,所以她是很有机会上台的。另类右派和费拉右派借这个机会,就很有可能被一股脑地统战到共产党那一边去,继续为共产党充当准匪谍,然后就会整个完蛋。

[00:19:24]费拉右派的基点就是,我想让共产党去死,但是我希望别人替我去做牺牲,最好是美国人替我包办了。首先,这件事情从前提和出发点就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要亚洲内陆的土地来干毛?它为什么要替你去干这些破事情?你顶多就是说利用各种美国人造成的机会替你自己服务。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谁上台,无论是希拉里还是川普,无论是沃伦还是川普,都会给你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机会。如果你利用不了的话,那显然是你自己不行。反过来,无论他们谁上台,匪谍都是有机会的。所以这事全看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政治主体性,有没有行动能力,有没有团体。费拉的特点就是,他们自己是全部靠吹泡沫过日子的。吹泡沫看上去很占便宜,却很吃亏,因为时间是无价的资源,你在吹泡沫当中度过了时间。你得势的时候其实是风口上的猪,并不是靠你自己。失势的时候,你顶多是把你自己的话说得更激烈一些,希望刺激你的粉丝跟着你走。但是这样做反而使你的可信度降低,使你的支持面缩小。根本上的问题就是在于,舆论导向这种事情只能影响非常外围的人,在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能够产生的效果是极小的。真的想要产生效果的话,非得流血和出钱不可,这是不可取代的事情。如果你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面,那么无论怎么样折腾,你终归还是不行的。如果真的愿意流血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形成的势力,无论是哪一党派,都会相应地重视你。即使你一度是站在敌对方面的,因为你能够流血和敢于流血,你的统战价值像爱尔兰共和军那样自然会上升,最后别人会逼得非得跟你谈判不可。在方面,所有的原则都是扯淡的事情。比如说,共产党跟塔利班谈判的时候,就有人跳出来说共产党跟恐怖分子谈判;然后川普也跟塔利班谈判了,这些人马上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00:21:33]那么塔利班凭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手头有一些军阀和部落的势力。但是塔利班并不能够支配这些势力,你不能指望跟塔利班谈成了以后就有效果。例如你跟曹锟签订了协定以后,孙美瑶照样要到沦陷区去劫车,这样的协定是根本行不通的。如果你要保护侨民的话,那你只能撤出侨民,脱离接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像当时孙美瑶在临城劫车的时候,北京和上海的英文报纸就咆哮说,既然曹锟大总统签订的协定是如此之不靠谱,我们只有自己组织护路军了。如果你组织的这支护路军到津浦铁路上去一路护,沿途那么多土匪,总有几个人会打冷枪把你打死的,那么在华外侨的伤亡率肯定不会下降,肯定会上升。比如说你组织两千名护路军,三年五载下来的话,总会有几十人被人打冷枪打死的,你的军事技术再高明也架不住打冷枪。所以,你要避免外侨出事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你干脆把他们撤出。如果不撤出的话,让曹锟和吴佩孚这样比较听话的军阀去替你维持秩序,已经是形势能够容许的最好解决方法了。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能忍受的话,你只有全面撤退。当然,在阿富汗全面撤退是可以的。阿富汗虽然有铜矿和其他矿,但是让俄国人或者中国人去开采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开采出来还能卖给别人,无非是他们自己去替你流了血而已。

[00:23:01]这就是说,你要在歧视链的不同层次上采取不同层次的政策。诸夏是什么?其实就是吴佩孚时代的那些各路军阀的化身。当然,这件事情也不取决于美国。你只要自己肯流血肯打仗的话,这样的军阀势力你肯定能组织起来。只要能够组织起既成事实来的话,你就不用害怕在西方或在其他地方不能够制造出相应的支持者。问题在于,所谓的反共势力,包括所谓的反华势力,全都是放嘴炮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包括我在内)的意思就是,我已经给你设计好了极好的方案,你照着做就行了,但是让我自己去做的话,我要先考虑考虑,再等三年五载再说。像这样的做法的话,那就是扯淡了,还不如让像张士诚那样的走私贩子自己去负责。当然,如果是美国的情报部门要去干这种事情的话,它要扶植起这样的武装团体很容易,但是对它来说这一点确实没有必要。要么干脆完全撤出,要么扶植越南人都比扶植你要好。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自己把这样的团体搞出来、去交投名状的话,那么机会是很大的。你就处在陈光甫说的那种茶房给人递毛巾的水平。你如果主动上去给人递毛巾的话,人家给你小费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你如果自己不去的话,人家根本不给小费或者小费给了别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

[00:24:24]当然,美国的外交没有办法利用这一点,因为它不承认世界是分阶级的。英国人是欣然承认全世界都是分阶级的,所以它的外交就能够做到性价比比较高。歧视链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说世界是分阶级的,而且要求你对自己的阶级地位进行准确鉴定。如果不能进行准确鉴定的话,那就是装逼遭雷劈,人至贱者无敌。像蒋介石这种装逼犯一定要把自己装出比真实阶级地位更高,然后他就创造了一个空子,可以让毛泽东这样愿意犯贱的人来吃他;如果他愿意像张作霖一样安于做一个军阀的话,那么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你为了自身安全起见,就必须把自己的阶级地位鉴定得很准确。

[00:25:13]主持人:所以您认为,最近美国内阁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先生(John R. Bolton)辞职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美国撤出阿富汗的国策并没有实质上的影响。

[00:25:28]刘仲敬:是的。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美国人早晚是会撤出的,无论有协定还是没有协定。如果塔利班达不成协定或者协定遵守不了的话,它可以跟阿富汗政府达成协定。虽然阿富汗政府除了喀布尔以外什么都管不了,但是法律上的形式做足了也就足够了。

[00:25:53]主持人:目前香港这种局面,抗争的主体基本上是比较年轻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再加上一些底层民众或者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大资产阶级通常都属于保守观望,甚至他们都已经拿了两、三本护照了。在香港,真正身土不二的香港民族主义者其实阶级地位并不高,甚至比不上所谓的港英余孽。这样对香港的民族发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格局会不会对香港民族的构建不利?

[00:26:28]刘仲敬:这又是一个阶级决定论问题。香港民族主义者是1960年以后,廉政公署成立(1974)以后,冷战——特别是越战经济学把香港变成四小龙以后,新产生的这个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产物。它在1960年前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社会没有多少根基。他们的诉求,一眼就知道是在科威特游行示威反对萨巴赫家族的那些律师和医生的诉求。他们跟1924年以前出钱来收买滇军和粤军攻打蒋介石黄浦军的那批土豪不是一回事。那批土豪,老实说是跟满洲帝国末年的那些海盗和走私贩子阶级地位相差不远,是惯于做各种江湖事业的人。而在英国和冷战经济学的保护之下成长起来的这些新的现代中产阶级,他们以为廉政公署和其实在1960年前还不存在的廉洁高效的警察部队和现代化的法律体系都像空气一样是免费和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他们父亲年轻的时候都还是不存在的。那时候的香港警察还是极端腐败,跟各种黑帮串通的。

[00:27:46]这样一来,我们又得回顾一下1924年前后香港和粤东的整个历史。当时的香港和南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虽然香港的特权更多一些,但是英国居留地遍布了扬子江沿岸和珠江沿岸。例如,广州城附近就有沙面租借地。汉口和九江,凡是沿江口岸,都有英租界。香港好像只是一个特别大的租借地。比如说,汉口英租界跟汉口的资产阶级和汉口的军官,那就像是柏林墙修建以前的东柏林和西柏林,是常来常往的。例如,各省代表会议正在那里开着会议的时候,北洋军开始开炮了,他们就觉得,“TMD,我们只有搬进租界里面去开会了”,然后他们就打了一声招呼,定了一个旅馆,就搬到租界一边了,来往就是这么方便。当然,广州的商人,更不要说是宝安、四邑的商人,在香港和广州之间常来常往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手续的。

[00:28:57]我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文明国家没有护照这一说的,英法两国只有在开战的特殊情况才有。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小说《感伤旅行》(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就说,他一个英国游客跑到法国来,听说英国国王已经向法国国王开战了,这时候旅馆老板催促他,你应该到公爵那里去向他要一张护照,这时候他才想到是不是我应该要一张护照。然后他要到了护照以后,就在法国境内继续悠哉游哉地旅行去了。因为他是一个绅士,他跟法国绅士是同阶级的,而法国农民跟英国农民又是同阶级的,所以他不觉得在英法交战的时候在法国旅行会有任何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像《八十天环游地球》那样,你只要有钱,带着钱到哪里去旅游都是可以的,根本不需要什么护照。只有在某些开战的地方,出于谨慎起见,你向当地的君侯或者司令官要一张通行证。通行证跟介绍信没有任何区别,法律上没有通行证或者护照这一说。

[00:30:06]比如说,威灵顿公爵正在西班牙作为总司令打仗,突然他的勤务兵跑过来说,夏多布里昂子爵前来拜访你。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名片上写着,他是法国某某贵族的后裔。这张名片就足以说明了,他不会派情报部门去调查的。顺便说一句,布尔什维克起来以后,如果某某子爵来拜访你,说他是俄国的白俄贵族的话,那他很可能是布尔什维克的匪谍,你不调查他的背景是不行的。但是在威灵顿公爵那个时代,如果有人拿着名片说我是某某贵族的话,那他就是某某贵族,别人不会冒充的。就像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那样,绅士就一定会让妇女先走,绝对不会像电影上描绘的那样去冒充,这种事情在当时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威灵顿公爵看到子爵阁下前来拜访后,他很可能接待。临走的时候子爵说,要不要给我开一张介绍信。公爵就随便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的朋友夏多布里昂子爵想去马德里旅行”。这张便条可以写在任何纸条上面,这跟公爵本人写的私人信件没有任何区别。这个东西就是他的护照了,沿途的英国军队、西班牙军队和法国军队看到这张护照以后就毫无问题地可以让他一路通行了。

[00:31:29]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和广州之间基本上就是同一个地方,上层的商人是来回通行的。当然,在广州、昆明或者什么地方打了败仗,他们自然会去香港。比如说,熊克武如果在重庆打了败仗,他肯定去上海,去上海的效果就像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去巴黎一样。之所以需要去巴黎是因为没有租界了,有租界的时候你去上海或者香港就足够了。扬子江流域的军阀打了败仗,去上海就足够了。那就跟现在流亡美国是一回事,就等于是你已经出了国。出了国以后,往事就可以勾销。等到下一轮内战的时候,你再从上海回来就行了。唐继尧遇上政变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跑去香港。同样,广州那些商人或者有钱人当然去香港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0:32:20]孙中山,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任命他做大元帅。然后吴佩孚在北京发动了另一场政变,驱逐了安福国会、宣布恢复旧国会以后,非常国会就很想回北京。于是这样他的合法性就有点站不住,尤其是他要打仗的话需要花很多钱,广州的商人并不高兴出钱。于是他们就跟陈炯明约好了,很有礼貌地劝孙文要不要主动退休。徐世昌是北方的总统,你是南方的总统,你们两个一起退休,大家别打了好不好。我们联省自治,拥戴陈炯明同志出来做广东的都督,大家体面退休。他老人家不干,于是就带着蒋介石和极少数人跟陈炯明打了一仗,被打跑了,然后跑到上海去炒股。这时候他已经穷途末路,手头也没什么钱了,而过去的金主日本人在西原借款以后早已经忘掉了他。组织护法军政府的时候的金主是德国人。德国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所以拿了二百万给孙文。他靠着这二百万收买了滇军、桂军、粤军,在广州建立了护法军政府。非常国会只能给他一个合法的形式,但是并不能给他足够的钱。没有钱的话,各路军阀是不愿意打仗的。

[00:33:47]这时,我们伟大的越飞和马林来到了上海,带着布尔什维克的卢布。准确地说,还不止是卢布,而是一些珠宝和首饰。巴让诺夫(Boris Bazhanov)的回忆录和乌索夫(Viktor Nikolaevich Usov)的记载都说明,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初期派出去的匪谍真的就像是盗匪集团一样,他们不是带着黄金去的,而是带着刚刚从俄国贵族或者地主资产阶级那里抢来的金首饰、银首饰、珠宝之类的东西,到哈尔滨或者上海就地变卖。斯大林同志他们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抢了银行(1907)以后,一部分是由后来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销赃的。他们以为俄国警察在西欧是完全无力的,没想到那些钞票的编号被俄国警察交给了法国警察。我们敬爱的未来的外交部长在销赃的途中被发现他手里面钞票的号码就是抢劫的那些钞票的号码,因此就被法国警察抓住了。

[00:35:02]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考茨基同志(Karl Kautsky)的领导之下觉得阶级斗争好像不是这种搞法,要求全欧洲的社会党人一起组成一个法庭,惩罚一下不守规矩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同志就写了一篇文章,冷嘲热讽地说:“你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跟资产阶级差不多了。你们手下有几百万工人,每个工人都给你们交工会会费,所以你们养尊处优。哪里想得到,我们在工业不发达的俄国,如果我们要靠工会基金来养活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所以,亲爱的布尔什维克千万不要听这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胡说八道,该抢的就是要抢,这叫做剥夺剥夺者,这是我们谋生的唯一手段。你们社会党如果要举行法庭来审判我们,欢迎你们自己去审判,你们的法庭反正也没有任何执行力。”

[00:36:00]于是,他们就带着这些珠宝来到了上海进行变卖。参与变卖的往往是一些奸商,就像是海盗上岸销赃一样,他们是来贪便宜的,不是什么正经商人。当然,他们并不见得忠于任何主义,他们就是想要买点便宜货、赚点钱,所以布尔什维克的钱也是照样要骗的。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不是别的,就是普通的销赃犯而已。我能压你的价格,谅你不敢出头告我。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布尔什维克也是人,上当受骗的次数多了以后,他们早晚有气不过的时候。我老人家在俄国把多少资产阶级挂了路灯,TMD你一个上海奸商骗了我的钱,就在离我五步路的距离内逍遥法外得意洋洋,还一天到晚讽刺我嘲笑我,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难道不能带个炸弹去把你炸死吗?于是这样的事情就渐渐多了起来。我们也要注意,其实大家都有人之常情。布尔什维克在上海和哈尔滨到处扔炸弹来筹饷的过程就是这么开始的。最初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炸那些骗了他们的奸商,后来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用的,那么我多炸几家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只要是有钱人,我都给他扔几颗炸弹。

[00:37:18]这时候,就惊动了工部局以及伟大的上海黑社会总保护人杜月笙先生,因此工部局的警察和杜月笙的黑帮都开始介入了。黑帮的逻辑是,这些人给我们交过保护费了,如果让他们被炸了以后,我们在江湖上还有面子没面子?我们要查一查是谁干的。是汪寿华干的,汪寿华还曾经在我们青帮下拜过堂口,这样不守帮规的人必须按照我们的江湖规矩三刀六洞做掉他,然后把他扔进黄浦江。这件事情在共产党的史书中就变成了杜月笙依附国民党反动派来迫害革命。照杜月笙自己的意见来说,我不过是执行了江湖人的家法而已,否则的话我怎么当老大。历史是有不同侧面的,从不同侧面看历史就有不同的结果。

[00:38:08]无论如何,孙文不管布尔什维克的钱是从哪儿来的,马林和越飞带着二百万银元(不是卢布,纸卢布是一文也不值的)给了孙文。这肯定是被坑了很多的,相当于是二百万墨西哥银元的这些钱说不定是用价值一千万金卢布的珠宝换的,到他手里面七折八扣就只剩下这一点了。孙文拿到了这二百万。这二百万的账单是很明确的,就是二百万。他收买了滇军当中跟唐继尧不和的一部分人,就是朱德的老朋友范石生以及杨希闵、刘震寰那批人,以及粤军当中跟陈炯明不和的另一批人——就是蒋介石的老朋友许崇智。他们拿着这二百万就去打陈炯明,陈炯明就一溜烟离开了广州,跑回他的老家惠州去了。

[00:39:02]在拿了钱的各路军阀看来,这无非是一场老戏,接下来的事情是看孙中山还有没有别的钱。如果有钱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去打点别的;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也打累了,可以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雇佣兵一样先休息两天再说。孙文可以给我们发布命令,我们也会接受这些命令,但是我们不会执行,直到钱到账为止。孙文为了对付他们,又把谭延闿的湘军、熊克武的川军和其他军队都拉到广州来,制服这些不听话的滇军和粤军,分散他们的势力。但是这些人也是要钱的,没有钱的情况下一样不愿意打仗。

[00:39:44]我们伟大的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将军(Vasily Blyukher)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广州。孙中山正在为他一辈子被他折磨和折磨他的军阀所苦,所以他在遗嘱当中就像帕加马国王把他的王国遗赠给罗马一样,说他会把国民党托付给苏联。这也是有苦衷的。如果没有苏联的话,国民党会让这些军阀欺负死。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在他死了以后胡汉民哪里能hold住。然后孙中山如获至宝,立刻就签署了两份文件。第一份文件任命鲍罗廷为政治委员会总顾问。在孙中山没有参加政治委员会会议的时候,鲍罗廷就是孙中山,就相当于是摄政王了。皇帝或者国王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萨默塞特公爵摄政,那么萨默塞特公爵就是监国。监国摄政王发下来的诏书,效力等于年幼的爱德华国王。摄政王多尔衮发下的诏书,效力等于年幼的顺治皇帝。孙文自己要到北京去开善后会议,这就等于说,鲍罗廷在广州就等于是孙文的化身。鲍罗廷还有另外一个军事顾问的头衔,在军事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说话的效力也等于孙文本人。等于是,在广州的军政大权当中,鲍罗廷就是孙文的监国。

[00:41:13]然后孙文在北京生了病,医生认为他患了癌症,活不了几个月了。消息传到广州,他就委任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唐继尧十分不高兴,因为孙文的决议是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任命胡汉民为大元帅。唐继尧听了以后立刻勃然大怒。他说:“非常国会是全国的国会,国民党只是一个党而已。非常国会选举孙文为大元帅,选举我为元帅。大元帅就相当于总统,元帅就相当于副总统。如果大元帅因病不能执行公务,那么川普生病了以后当然是彭斯执行,怎么可能由梅拉尼娅或者共和党中央委员会去执行,这像话吗?我们召集非常国会的目的是为了护法,你国民党首先违法,你的法统依据在哪里?孙文既然生病了,胡汉民算老几?胡汉民当过什么?当过广东省长,当过广东都督,当过广东民政长,他有什么资格继承大元帅的位置?大元帅的位置当然依法递补是由唐联帅我老人家继承的,这才是合乎法理的做法。如果你不承认的话,我要率领滇军东下到广州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00:42:38]于是,孙文在广州的代理人鲍罗廷就必须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要摸一摸政情,就召集国民党各大佬和广州各军的领袖开一个各派人士都有的大会来征询意见。得到的意见是这样的:论法理,唐继尧最有资格;论战斗力,滇军无敌于天下;胡汉民又是一个没什么能力的人。如果这件事情按照司马光和传统历史学家的写法,那就会跟《资治通鉴》里描绘赤壁之战以前孙权召开会议的那种结果一样。江东各大佬一致认为: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各军领袖和国民党各大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迎接唐继尧,让胡汉民再退休一次。鲍罗廷当然知道,他如果带着这样的答复回到莫斯科,下一个被枪毙的就是他老人家,他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于是他认为,国民党的成分太不纯了,这些军阀也是不可救药,于是又召集了真正纯洁的革命人士的一个小会。这个小会只有三个人参加:鲍罗廷本人,财政部长廖仲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黄埔军是唯一的党军,黄埔军校校长是唯一信得过的革命人士。廖仲恺负责筹款。军权和财权在一起,应该说是最纯洁的革命核心了。然后他又把原先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问廖蒋二人的意见。

[00:44:18]廖仲恺同志首先发言,他说:“滇军无敌于天下,而我们手下的各路杂牌军队又全都靠不住。黄埔新军全靠苏联的几千条枪和几个月的政治教育,打广州商团还可以,因为他们毕竟是商人和民团,而要跟滇军这样久经沙场的正规军打仗的话,恐怕是有点不行。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把革命根据地迁到粤东去(顺便说一句,这个办法恰好就是陈炯明在桂军和滇军打过来的时候从广州撤出的老办法)。我敢说唐继尧进来也过不了好日子,因为滇军到广州肯定是来要钱的,而广州的各军也是要钱的,广州商人已经消极抵抗,带着他们的保险柜跑到香港去了。唐继尧之所以能够东征,我闭上眼睛用脚趾头猜也能猜得出来原因。滇军过去长期在四川搞帝国主义,已经把钱花光了。唐继尧之所以面临政变,就是因为云南的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出钱了。现在他把四川的烂账还没有收完又跑来打广东,肯定有人给他出钱。出钱的人,我用脚趾头也能猜出来,就是我们敬爱的蒋同志在镇压广州商团的时候钱包吃了大亏的那批广州商人。他们现在想到,为了克制蒋介石,只有搬出唐继尧。他们肯定从香港给唐继尧打了钱,否则唐继尧怎么出兵呢?等他们进了广州,这些人从香港回来以后,唐继尧再继续问他们要钱,他们就会觉得唐继尧跟蒋介石有什么区别,开始不高兴。然后各军开始内讧,各军和资产阶级之间开始内讧。在他们下一次内讧的时候我们再打回来,岂不是甚好?”当然,这句话有一个没有说明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在粤东的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同志要不要再给我们打些钱来帮我们维持一段时间?

[00:46:26]鲍罗廷当时就脸色一变,愤怒地表示说:“廖同志,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布尔什维克从苏联无产阶级手里面榨出来的那些钱(当然其实是从俄罗斯资产阶级那里抢来的钱,但是没关系,他这么说是比较政治正确的),你以为是好来的吗?我们也是希望有一点收益的。我们凭着二百万银元打进了广州城,然后从广州城的资产阶级手里面捞到了二百三十万银元。这一点都不能让共产国际满意。我们以为至少能捞到几千万,就算不能北伐,也可以整顿一下广东。结果才捞到二百三十万,连维持广州政府的日常开支都不够。黄埔军校要建立党军,我们还得另外打钱。莫斯科对此很不满意。斯大林同志从海参崴给你们运煤油,真是千辛万苦呀,而你们却想放弃广州港跑到粤东去。粤东的港口在哪里?在汕头、海陆丰。这样一来运输成本又要大大增加,而且连广州城的二百三十万银元也都丢了。我老实告诉你,如果我们到了粤东的话,恐怕共产国际就不会再给你们打钱了。廖同志,你要好好想一想。”

[00:47:47]然后他转过身来问蒋同志:“蒋同志,你是最可靠的革命者,黄埔军是唯一可靠的党军,我们想听听你的高见。”蒋同志表示:“滇军无敌于天下,我认为黄浦军是打不过他们的。跟着那些靠不住的客军一起打仗,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也认为革命根据地应该搬到汕头去。共产国际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可以从粤东就地筹款,坚持粤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待机而动。”鲍罗廷回过来说:“蒋同志,我没有料到国民党左派也是这么一副德性。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的主意也无非是,你现在占据了陈炯明同志的位置,现在你可以把陈炯明的老计策拿出来用。但是你懂不懂我们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法?陈炯明到了粤东,他是能够筹出钱来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他的兵就是粤东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兵。按照苏联的阶级分类法,陈炯明代表了大农的利益。什么叫大农?就像耐普曼(NEPman)一样,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富起来的一批人。陈炯明就代表了辛亥革命以后从粤东刚刚发家致富的这一批富农阶级的利益(这是鲍罗廷先生的原话)。陈炯明本身就来自于这个大农阶级,代表这些大农的利益,他的军队是这些大农的子弟兵。而且他也曾经为这些大农剿匪,维持了当地的社会秩序。这些大农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他是粤东新兴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代理人。他能够从本地筹款,是因为这些人愿意拿钱给他。蒋同志你一个奉化人,你的黄埔党军是五湖四海凑起来的,你蒋介石第一个就不会说粤语,你手下的人也没几个会说粤语的。你跑到那里去,呵呵,上次跟粤军打仗的旧仇还没有报。蒋同志,我看你很危险呀。布尔什维克在高加索被当地的土著部落酋长和地主资产阶级挂在树上的下场,很有可能落在你蒋介石的头上。蒋同志,你要小心你的前途。”于是蒋介石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了下来,但是他继续表示说:“但是我们没有合格的军官呀,这样做怎么办呢?我觉得很有必要苏联给我们派一批基层军官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仗,否则靠黄埔党军是靠不住的。”鲍罗廷仰天长叹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好像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他就调了一批苏俄军官来到蒋介石的营盘里面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实际上是替他们指挥。然后他就凭着这样的军队打退了唐继尧,保住了广州革命根据地。

[00:50:46]然后蒋介石到了南京,清党以后他重新发明历史,表示说:“蒋介石自古以来就是右派。鲍罗廷企图把苏联顾问安插到广州的时候,左派势力在已经老糊涂的孙文的安排和像汪精卫这样的左派的配合之下,把政委和苏联顾问安插到了国民党军队内部。所以呀,我们国民党才会被共产党所困扰。”但是《加伦将军回忆录》(我在一个星期之前刚好在翻加伦将军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很清楚地证明,鲍顾问本来没有打算派这批苏联军官来,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官纷纷表示“如果没有苏联军官来,我们是打不赢唐继尧的”,这些军官才被派来的。如果说这算是苏联的殖民主义的话,那也是国民党主动要求他们来的。但他们的要求应该是属于军事现实,也就是说,根据以前他们跟滇军打仗的经验来说的话,他们就是打不过滇军。从秩序输出的角度来讲,很明显就是,滇军代表了日本军事输出,也就是普法战争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军事技术在远东的输出,唐继尧和阎锡山都是这批输出的产物;而布尔什维克的黄埔军校则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技术。孙传芳必须派白俄上阵,是因为白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苏联红军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唐继尧、熊克武、刘湘、阎锡山这些旧军阀代表的旧式军事技术已经斗不过他们了,而白俄还勉强行。于是北伐战争就变得很像是红俄和白俄在远东进行的内战,就像是拉丁美洲的战争很像是西班牙两党率领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差不多是一样的道理。

[00:52:48]但是这样一来的话,这就是拯救了香港的租借地。黄浦军冲进沙面租界的时候,香港本来是岌岌可危的。所谓的黄埔布尔什维克(顺便说一句,“黄埔布尔什维克”这个头衔是当时的香港反动报纸,包括《大公报》,《大公报》在当时还是反动报纸,戴到我们亲爱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头上的一顶高帽子。而且比较符合事实,因为黄埔军就是最主要的革命势力)打进了沙面租界、镇压了广州商团以后,如果省港大罢工成功的话,香港租界就是下一个沙面。广州商人和香港商人(二者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利用滇军的势力,迫使黄浦军为了保卫广州而作战。虽然他们未能打进广州,但是至少省港大罢工以后赤化香港的策略是完全失败了。当时的宝安商人、四邑商人和广州商团的区别是不大的,他们在香港剿匪和在广州剿匪的区别也是不大的。他们有很多是在镇压广州商团的时候以及蒋介石东征粤东、打陈炯明的时候受到严重损失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后来这笔账都扣到毛泽东头上了,因为毛泽东在湖南写了一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实农民运动并不是他挑起来的,他当时只是一个做调查研究的小知识分子。他只是看了当地的实况,写了一份报告而已。早在他这份报告出山以前,我们敬爱的蒋介石和周恩来就已经在陈炯明的老根据地发动阶级斗争,去打击鲍罗廷同志所谓的那些大农。他们正确地指出,如果不打掉鲍罗廷所说的这批农村地主资产阶级,陈炯明就算是被打跑了也是暂时的,他在本地的阶级基础还在。下一次东征军撤走以后,他们肯定又要把陈炯明请回来。你只有打土豪分田地,使土豪戴上高帽子游街,彻底打垮他们在地方上的威风,国民革命军才能在广东立足。后来清党以后,这段历史他们全部扣在共产党头上了,好像是国民党自古以来都是右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实这些事情首先就是他们搞起来的,苏联支持的是他们,而共产党那批人还不是。

[00:55:12]在这个时候,黄埔布尔什维克是苏联的忠实走狗,而广州商人逃到香港去,用给陈炯明的粤军和唐继尧的滇军打钱的方式,在广州郊外作战,才挽救了香港。而你要问这些广州商人平时是干什么的,答案是,他们绝对不是黄之锋想象的这些遵纪守法、绝对不给警察受贿的资产阶级。他们的钱很可能就是在香港和广州之间走私鸦片(为了逃避李鸿章和英国人设立的鸦片关税以及避免梁士诒跟英国人签订的禁烟协定)、开赌场或者干其他各种走私贸易搞出来的钱,他们跟海盗头目(海盗跟走私贩子没有任何区别)之间经常是沾亲带故的。海盗船和走私船买船买枪的钱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出的,只是他们像是四川所谓的清水袍哥一样,他们自己的钱已经被洗白了,但是他们的商业机构很可能就是海盗和走私贩子洗钱的机构。他们可能干过拐卖妇女开妓院,可能干过拐卖苦力去南洋以及各种照英国法律应该算是非法和黑社会的活动,跟帮会活动和海盗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容易组织军阀部队。

[00:56:37]粤军有一个特点跟滇军不一样,这是他们打不过滇军的一个重要因素:照许崇智对加伦将军和鲍罗廷说的话来说,粤军是由各个小单位凑起来的。需要打仗的时候,各个小单位自己凑起来;不打仗的时候,他们就自己解散了。解散有一个好处就是,许崇智作为军长,不用给他们发饷了。而他们解散以后很可能就是去投奔海盗船,或者去给广州那些赌场老板当打手去了。这样的军队跟雇佣兵差别很小。他们临时凑起来,打不过团结性和向心力很强的滇军,这是自然的。那么这样的粤军小单位跟平时那些海盗和走私船的小单位也是很容易相互互换的。可以说,粤军、海盗、走私贩子、苦力贸易者和香港资产阶级是同一批人,就跟拉丁美洲的军阀和国会议员以及军阀时代(我所谓的诸夏时代)的军阀和国会议员是同一批人一样。发动政变的时候,他们是军阀;举行议会选举的时候,他们就是国会议员。照拉丁美洲的说法来说,比如说阿玛迪奥(Amadeo)上校是菲律宾、乌拉圭或者巴拉圭的国会议员,然后国会解散,大家打内战时期,他脱下国会议员的袍子,穿上军服,手下的人就自动叫他阿玛迪奥上校。这个上校头衔不是哪一个国家封给他的,而是当地人对于能够组织起军阀队伍的大地主,自动地管他叫上校。至于他有没有可能是中校或者少校,当然也有可能,但是正如所有的督军都叫做督军,他们不肯叫比督军更不体面的头衔,上校这个头衔比少校和中校要体面得多,所以大家就一窝蜂地人人都是上校。上校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又变成国会议员了,因为当初给他当兵的佃农肯定会在国会选举的时候投票给他的。

[00:58:37]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就是这一批跟海盗头目和军阀头目差别不大的香港资产阶级保住了香港,发动了滇军的代理人战争。他们发动滇军进攻广州,你不要说他们很不体面,这跟威灵顿公爵的做法一样。他给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打了钱,然后在拿破仑大军在布洛涅(Boulogne)集结、眼看就要打到英国本土的时候,奥地利军队和普鲁士军队从拿破仑的背后打过来。拿破仑不得不像闪电一样把英法海峡的十五万大军撤到东线,左手在乌尔姆(Ulm)全歼了奥地利军队,右手在耶拿(Jena)全歼了普鲁士军队。但是其实他赢的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打到伦敦去,战争就结束了;而打到柏林去的话,战争无非是延伸到俄罗斯。英国的钱现在不给普鲁士国王了,而给了俄国沙皇。于是,拿破仑除非打到莫斯科去,还是结束不了这场战争。布罗代尔就评论说是,法国大军就像是接受了英国资本家的命令一样,掉头向中欧开去。这就说明世界的中心其实在伦敦。挑战者拿破仑像以前和以后的挑战者一样,无论如何是冲不破世界资产阶级的罗网的。当然,论逼格和阶级地位的话,广州和香港的海盗商人绝对不能跟伦敦资本家相比。但是它也有办法让蒋介石和鲍罗廷接受它的命令,使开向香港的军队开向南宁,在南宁跟唐继尧打仗,像是威灵顿公爵时代的英国商人挽救了伦敦一样挽救了香港。其实,基本的游戏规则始终是亘古不变的。但是你可以看出,黄之锋和他手下的那批1960年代以后才产生的中产阶级,那些医生、公民党的大律师和新闻记者,是玩不来这一套的。在他们心目中的奉公守法是不能容许这一套的,这也就是他们玩不过的原因。

[01:00:45]这一套,布尔什维克倒是会玩的。在蒋介石那个时代他们吃了这个亏以后,在毛泽东时代就会玩了。我们要提到两个著名人物,第一个是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第二个是霍英东。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你要问他们是干什么的,答案是,他们是干海盗走私贸易的。当时蒋介石发布了一条关闭海岸令,就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关闭从扬子江口到珠江口的全部海岸。然后国民党的海军、私掠船和海盗船一路封锁海岸,绝了整个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海岸获得资源的渠道。同时,在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世界实行战争封锁。蒋介石命最好的时间就是朝鲜战争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任何人反对他,他都可以以自由世界代理人的身份把你打成共产党的同路人。在这个时候(1954年5月),波兰货轮“哥特瓦尔德”号(Prezydent Gottwald)运送一批自行车给中国大陆,就被国民党的所谓海上义勇军(其实就是海盗)截获了,运到台北没收。据说当时台湾可以看到一种样式非常特别的自行车,就是这样来的战利品。这中间自然少不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帮助。这是蒋介石毕生最得意的时代。

[01:02:30]但是这时候,斯大林同志很需要某些东南亚资源,特别是橡胶,寒冷的苏联非常需要好的橡胶。而人造橡胶,德国人能够造得出来,而苏联人很不幸造出来的质量不合格。这时候,东南亚的华商(顺便说一句,他们是国民党1930年代在南洋培养起来的)可以帮助斯大林得到橡胶,因此香港、新加坡和马来亚变得非常重要,而共产党必须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之下去做这些华商的统战工作。因此,五、六十年代,国民党系统和共产党系统在马来亚、香港、新加坡的华商当中展开了一场地下冷战,双方各有收获。但是无论如何,同时就产生了澳门特首何厚铧这一家、香港特首董建华这一家、伟大的霍英东这一家。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搞走私贸易的。他们从香港走私各种物资到广州去支援共产党。照霍英东本人的说法,其中不包括军火,但是包括橡胶和各种紧俏物资。他们跟香港英国政府的警察斗智斗勇,当然肯定是少不了给那些警察送很多红包。但是同时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不能走私军火。如果走私军火,恐怕红包就罩不住他们了。所以走私贸易这个事情就是打擦边球的事情。他们靠这些东西积累了第一桶金。

[01:04:11]后来1972年毛泽东背叛苏联以后,香港又变成了间谍战的战场。这一次是英美情报机构跟毛泽东的情报机构合作,共同打击克格勃在香港的情报站。苏联在远东的情报中心首先是哈尔滨,后来是上海。但是很矛盾的是,英国工部局管上海的时候,言论自由,一切自由,它可以在上海办情报站;而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来了以后,它就办不成了。毛泽东同志给苏联情报机构的打击,远远超过了英国殖民者和万恶的蒋介石。搞得苏联人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英国殖民者,而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1972年以后,苏联在远东的情报活动中心不得不撤退到香港,然后毛泽东就配合英美情报机构在香港跟苏联克格勃作斗争。这时候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国民党在这场反转当中变成了最大的输家。现在,包括工联会那些共产党系列的匪谍变成了英美情报机构的盟友,共同打击在香港和东南亚的苏联情报机构。因此,霍英东本来是跟通缉犯差不多的人,立马转正,变成了香港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一部分。霍英东、董浩云这种人跟香港的工联会那些人本来在1967年暴动的时候就是地下党,他们本来就是负责颠覆香港资产阶级的人;然后一个急转弯,他们变成了香港资产阶级的依靠力量,共同反对更加可怕的苏联克格勃势力,反对苏联和越南。于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柏林墙倒塌以后缺乏历史记忆的新一代人看起来,他们倒好像是香港资产阶级的中流砥柱了,其实他们全是匪谍。

[01:06:22]这就涉及一个很有趣的问题:1950年和1924年当初跟港英当局站在一起的那批香港老资产阶级到哪里去了?在黄之锋的队伍当中,我看不见他们。也许他们像1950年在黎巴嫩剿匪的那些黎巴嫩长枪党人一样,他们已经移民到塞浦路斯和美国去了,所以香港已经没有他们了。那样的话,香港的前途就很危险了,因为他们才是真正能够组织军阀势力跟真主党打架的人。如果是靠1960年代的黎巴嫩基督徒的话,可能不行。而那些老基督徒的祖先是,在奥斯曼帝国还在的时候,黎巴嫩和叙利亚全是奥斯曼皇帝管不住、人自为战的各路军阀势力,有些向着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有些向着法国的拿破仑,各自找外援,这些黎巴嫩的基督教军阀是跟穆斯林军阀和各种英国、俄国和法国的外国势力打惯了交道的陈炯明式人物。是他们,建立了黎巴嫩共和国。他们在1950年代还把艾森豪威尔的军队请进黎巴嫩。有他们在,黎巴嫩就能够hold住;如果他们走了的话,黎巴嫩的前途就很危险了。如果1924年和1950年的香港人已经移民到西方的话,那么香港的前途就很危险了。如果他们还在的话,在他们眼前,董建华、霍英东那些人都是后生晚辈。他们在越南沿海、在广东沿海的上万个岛屿当中搞几个海盗基地出来,既能赚钱,又能组织出武装海盗基地来,是轻车熟路,一点困难也没有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们就得重新学习。

[01:08:11]我想,香港的中产阶级和全世界民主派对自由有很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自由是英美现成的法制体系铺设起来的东西,民主就是这个,就应该按照这个走。其实,我们要是倒退到中世纪早期,无论是英国的商港还是威尼斯这样的商港其实都不是这样的,它们都是一群难民、一群蛮族军阀自己博弈起来的。英美的习惯法是怎么搞出来的?就是一批商人和一批打仗的贵族之间达成的保护费协议。这些保护费协议跟东南亚海盗的保护费协议相比起来的话,其实逼格也没有高多少。保护费协议时间长了积累起来,又加上基督教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渐渐逼格高了起来。如果香港完全不存在,只要东南亚贸易存在的话,那么这样的习惯法体系还是会成长起来的。只是说不定他们会在伊斯兰教长老和沙里亚法的保护之下把习惯法罩上一层伊斯兰教法或者印度教法的名义,变成一个像万丹这样先是印度教、后来又是伊斯兰教的港口国家。这样的港口国家可能不在新加坡而在马六甲,可能不在香港而在北海或者珠江口的其他什么岛屿。甚至可能像是在唐朝的时候那样,它的位置在今天的海南岛西北部。当时当地的通行语言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当地通行奴隶贸易。有很多搞奴隶贸易的大庄园主,遇难的波斯船只的海员被他们整批整批地卖为奴隶。当然他们也还干了别的什么事情。当时的海南岛西北部就是这样的港口。如果没有香港的话,如果美国对什么地方都不干预,这样的野蛮贸易、军阀贸易、走私贸易的港口是很容易成长起来的,它会自发产生起来,但它的主体可能就会是擅长搞走私贸易的军阀。

[01:10:05]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大概几千万美元就能搞出这样的军阀队伍来。这样的军阀队伍只需要这样的装备:几十条快船,能够比一般的水警跑得快,有几百条或者几千条步枪,几十条到几百条冲锋枪,几条到几十条重机枪,够了,不需要别的。这样的军队在整个中国内地可以通行无阻,县人武部、公安、武警之类的武装力量是打不过他们的。他们如果要搞一点政治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一个县城,把县委书记和其他人抓起来公审一下,当众枪毙,把视频发出来,打出“我们是大粤民国”的旗号来,让全世界都知道,调动几十万共军出来围剿他们,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像目前,你只要花上几千块人民币就能在越南偷渡边境,几万块钱就足够雇一些小船和农民工,把越南的大米走私到广西。这些走私贸易是在广西地方官员的默许之下进行的。有的时候他们也被抓来公审一下,但是被抓的是少部分。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地方公安局和海关之类的都是从中分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