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2 世界宪制史30:印度宪制简史(六)(6)

问答部分:

[01:32:22]问:从德里苏丹国到莫卧儿帝国,在北印度的历代穆斯林统治者是如何平衡“经营内亚系统”和“征服德干”这两大战略目标的?每次改朝换代,是不是都是源自没有平衡好,而导致了秩序的翻车?

[01:32:40]刘仲敬:这是两件没有办法平衡的事情。一般来说,在穆斯林政权还有生命力的时候,经营内亚是绝对优势的策略,德干附属国的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像奥朗则布征服德干这件事情,是穆斯林政权衰落的体现。它反映的就是,对内亚进行再征服已经没有希望了。征服德干毫无例外地导致了穆斯林政权的衰落。其实这跟满洲人和蒙古人的情况是相似的。只要满洲皇帝还一天到晚地往热河跑,帝国就还能够续命。下江南的开始,是帝国衰落的开始。在最初,下江南和去热河还是同时进行的,到最后就干脆不去热河了。不去热河,就是大清帝国末日的开始。道理是一样的。莫卧儿帝国精英阶级的人才不是来自于内亚就是来自于伊朗。只有他们在朝廷里能够压得住汉人——也就是印度土族穆斯林的时候,帝国才是强大的。等到连汉人都压不住,甚至连南人都压不住(南人就是东南亚人,像湖南人、吴越人之类的,汉人就是中国人或东亚人,像山东人、河南人之类的),等到印度穆斯林进入朝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印度的非穆斯林的叛乱。印度穆斯林相当于是汉人,印度非穆斯林相当于是南人。汉人掌握了朝廷,就意味着南人的军阀将要割据和叛乱了。历史规律始终是这样展开的。

[01:34:21]问:征服东亚的历代异族,最后都是以主动认同自成一体的“天下”结构来寻求自身的执政合法性;但历史上征服南亚的穆斯林,他们本就从属于一个强大的文明系统,请问他们是如何处理征服者自带的合法性与南亚原有世界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而南亚本土的婆罗门教信徒和执政集团又是如何回应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打不赢之后又不放弃婆罗门教的情况下是如何说服自己的?

[01:34:56]刘仲敬:我们要明白,东亚的天下体系跟中华民族一样,是一个历史建构产物。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几个断断续续的东西,被后来的历史发明家搓在一起。例如,北魏和隋唐的天下观,就是王中王制度,最后演变成李世民的天可汗制度,它根本不是以东亚为中心的,而是以内亚为中心、包括了一系列内亚和东亚的附属国的一个制度。它是波斯的制度,并不是秦汉的制度。蒙古帝国的天下制度演变成明帝国的华夷秩序,才是天下观东亚化的关键。明帝国的华夷秩序当然在一方面也是蒙古世界帝国体系的继承,但是这个继承跟唐继承北魏不一样,它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颠覆。蒙古帝国的秩序,不用说,是以蒙古人为核心、色目人为辅弼,东亚汉人是一级被殖民者、东南亚南人是二级被殖民者这种结构展开的;而华夷秩序却把北京朝廷放在了核心,把满洲各部落和朝鲜放在了边缘地带。它是一个无产阶级掌握了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屌丝逆袭,一开始就跟北元继续坚持的蒙古帝国法统形成分裂结构。这个分裂,只有满洲的入关才能重新解决。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所谓的东亚天下秩序,是经过了清朝末年的士大夫重新涂脂抹粉改造过的产物。原先它是两种不同的内亚政治结构,后来又经历了朱元璋革命所导致的内亚政治结构的分裂,然后才变成由满洲帝国恢复和修补的、以满洲为中心的天下结构。

[01:36:56]至于用儒家文化偷换满洲皇室的核心地位这件事情,是一个习近平主义的现象。是共产国际征服者像是掉进陷阱一样掉进猪笼草内部、只能依靠费拉资源的情况之下,才勉强容许一些像王沪宁这样的外围知识分子为了安抚东亚殖民地和东南亚殖民地现在重新抬头的士大夫阶级而发明的意识形态。即使如此,即使是在荣禄的时代和习近平的时代,天下主义和中国主义只能让极少数腐化比较深的人——像荣禄这样的满洲贵族接受,只有他们才会自称中国;而比较核心的满洲贵族,即使是在荣禄那个时代,仍然觉得中国这个词是颠覆大清的阴谋。你看晚清的那些满洲贵族的记录就可以看出谁是开明派或者腐化派,就是荣禄那样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会把大清称为中国;而另外一些保守派,什么宗社党人之类的,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一听到中国这个词就反对,他们就是不肯承认大清是中国。这个分裂一直维持到辛亥年,大清帝国的灭亡最终解决了他们的争论。否则的话,反对中国的满洲原教旨主义者和再满洲化的信徒始终是不肯死心的。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主义者只能让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本质上是屌丝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沪宁这些知识分子党员和改革开放干部满意,而在黄俄内部的核心,他们仍然是不愿意放弃列宁主义的。你让薄熙来和他的党羽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恐怕就不会像习近平周围的这帮屌丝知识分子这么样心甘情愿了。在黄俄老干部最核心的层面,他们是不自称中国的,而且听到中国国家利益之类的话,就觉得这很像是国民党的话。尽管这套话已经变成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他多多少少要觉得这是暴发户的鬼话,多多少少要撇一撇嘴,做一做阴阳怪气的表情。

[01:39:22]当然,南亚的情况就比较单纯。南亚的雅利安人一开始就是从西亚和内亚来的,南亚很少把自己隔绝于世界主流之外。东亚人很容易形成“中国和世界二元对立”这个比例感扭曲的概念,但是南亚人从来没有。你要注意,西亚人和欧洲人编著的世界史,像兰克那本世界史和波斯人写的那些世界史,一般都是同时包括欧洲、西亚和印度在内的,但是一般来说要么是根本不包括中国,要么就是东亚或者中国只有寥寥无几的几句话,而关于波斯、印度和内亚则是连篇累牍,有连续性的记载的。你看拉施特(Rashid-al-Din Hamadani, 1247~1318)的世界史(Jami’ al-tawarikh),关于东亚的唐国、宋国、契丹之类的只有相互不连贯的几条,你都看不出它们当中有什么王朝的连续性;但是写到波斯、印度和内亚的各王朝,你至少是能够看得出王朝的连续性的。所以,印度人至少跟波斯人和西亚人是不见外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同一个体系。这是印度在世界体系当中更接近于中心、而东亚更加边缘的一个证据。所以,印度没有天下体系。统治印度的历代的各政权都承认,世界不仅包括印度,而且至少是包括西亚、东非和东南亚的很多地方。而印度人几乎没有“自己应该在西亚人面前保持优势”的这种想法。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最自大也只是自大到“印度跟内亚和西亚基本上平起平坐”这种观念。这种观念在穆斯林作家眼里面就有点可笑了,因为他们认为西亚和内亚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会认为,世界上只有印度,除了印度以外,西亚和内亚全都是蛮荒之地。像东亚的儒家信徒,有这种观念却是非常普遍的。

[01:41:29]问:您如何评价生于英属印度的著名诗人吉卜林和他的诗歌?

[01:41:37]刘仲敬:吉卜林实际上是英国民族发明家。英国走的是经验主义的道路,在经验主义民族发明的道路上,Country很重要,Nation很不重要。Nation这个词令人联想起法兰西式的民族国家,它跟自发秩序自动形成的那种乡村自治组织和爱乡土的感情凝聚成的爱国感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英语系的国家都不怎么提Nation,也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卷入了同盟体系,而吉卜林又是一个狂热鼓吹英法合作和英国帝国主义的人,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企图把英国式的Country变成法国式的Nation的民族发明家。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但是我们要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没有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建构性的东西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这种东西,它的建构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60年代,绝大部分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新建构。尽管它像跟它对立的——例如种族主义建构和多元文化建构一样,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尽可能古老的地方,认为自己是两希传统的正宗,但是它像大多数当代的意识形态一样,也是当代建构的产物。所以,吉卜林虽然可以纳入这个建构,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他肯定不是一个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他就是一个忠于女王陛下的英国好基督徒,有对于女王本能的爱、对于英印帝国本能的骄傲、以及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的这个英国民族国家的事业本能的忠诚,仅此而已。他的地位是依靠他的艺术造诣得到的,而不是依靠他的政治观念得到的。

[01:43:34]问:苏菲主义为什么在印度没有发育出类似东亚“门宦”的组织?印度的苏菲教团在近现代是如何转型的?

[01:43:44]刘仲敬:苏菲教徒在内亚、印度和东南亚都有准国家性的组织。门宦组织是苏菲主义在东亚的退化,等于是苏菲主义的门阀化,是伊斯兰教转型成了类似于近唐六朝门阀式的组织。它的组织力量比起内亚那种准军事化、准国家的苏菲教徒退了一步,但是仍然有唐代门阀的组织力量。所以,跟明清时代的比唐代门阀更退化了一步、以农村地主和宗族为组织资源的明清儒家士大夫相比,它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仍然略胜一筹。但是这样的组织如果拿到东南亚、内亚或者印度去,跟那些有能力实行教-军-国一体的苏菲教教团较量的话,一般来说是占不到上风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陕甘的苏菲教门宦的领袖觉得很有必要到内亚去留学一下的缘故。印度的苏菲教教团没有像外伊朗和东南亚的苏菲教教团那样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来,是因为建立王朝的组织,像莫卧儿帝国和德里苏丹国这样的,已经建立起一套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伊朗和内亚的人才输送线。他们在这样的帝国结构之下只能够满足于像拉杰普特封建领主一样建立一些亚国家的、准国家的团体,也就到此为止了。但这些团体例如在包括孟加拉海口或者其他地方开拓的事业就说明,他们相比在爪哇和东印度诸岛从事类似开拓事业的、可以说是伊斯兰的五月花号版本的那些伊斯兰教徒,组织力量至少是差不多的。如果他们也处在离帝国边缘地带更远的地方,他们也很可能会在自己的门徒子弟当中产生出一些小王朝的。

[01:45:55]问:英印孟加拉行省的公务员考试是考什么内容?是考回教经典,还是考印度教经典,还是考各种西方学问?

[01:46:03]刘仲敬:以西方学问为主,包括东方的一些语言文化在内。主要是西方的学问和西方的法律。

[01:46:13]问:末代英印副王蒙巴顿勋爵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个纨绔子弟?印巴分裂的矛盾是否主要责任在他?是不是可以认为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01:46:24]刘仲敬:蒙巴顿勋爵是一位英勇的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曾经多次执行会使他本人肉体上冒生命危险的任务。他之所以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在佛兰德的那些贵族一样有去无回,仅仅是因为上帝的眷顾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自己逃避过任何危险。所以,纨绔子弟这个词其中包含有只会享受、不尽责任这种概念,肯定是不能适合于他的。他在印度的使命,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印度的历史和政治没有了解,所以他符合“盲目是正义之神的首要条件”这句格言。他对谁都不了解,跟谁都不认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够不公正地引导他。他做出的判决就像是你掷一个色子做出的判决那样,不偏袒任何一方。在印度问题根本不可能达成所有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之下,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用掷色子的方法做出的判决是凡夫俗子在尘世当中所能做出的最公正的判决。这就是他在印度执行使命的原因,也正是他在印度执行使命所造成的结果。

[01:47:41]印度搞成1948年的状态,是印度本身长期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应该说已经比大多数人——包括甘地在内的所有人所担心的那种会出现的巴尔干化的局面要好得多了。但是当然,它也是受制于历史的长期运动的,当时有可能造成巴尔干化。在印度联邦成立以后,仍然在不断运作当中的各小民族主义,现在仍然以政党政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印度联邦内部运作。有朝一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并非不可能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也并非不可能在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以某种历史虽然不重复但是会押韵的方式、重演一下巴尔干国家历史的方式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上演。这一切都是完全可能的。这些事情超出了他能够控制的范围。我们要明白,他手中是没有权力的,他只是一个仲裁人。仲裁人就是说,执行多少,执行到什么程度,别人是没有强制义务的。他面临的是,英印帝国在他以前几十年就已经决定撤退,唯一可以争议的问题就是撤退的方式和撤退的节奏。在撤退是必然的、撤退过程中间肯定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各方勉强能够接受一个差强人意的、盲目的正义之神。

[01:49:11]问:今日印度政府、财团、主流文教界对中亚各国和伊朗的外交关系的开展和一般心态是怎样的?

[01:49:21]刘仲敬:印度的中亚政策是一个实力尚未充足、但是野心已经勃勃的帝国主义政策。它在塔什干和喀布尔的经营已经是帝国性的,而且比英印帝国在大博弈时期野心最大的时候还要强。例如,是他们,极力庇护了纳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的派系。它在中亚的政策是支持世俗化的政权,这些政权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压力之下正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它在中亚是跟俄罗斯势力、中国势力和伊朗势力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势力。尽管它跟美国所代表的世界帝国的势力不是完全重合的,但却是跟美国和世界帝国势力的政策方向最接近的,因此双方至少是合作面大于冲突面的。而美国势力跟俄罗斯势力、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伊朗势力和中国势力一直是有强烈冲突的。可以想象,印度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关系,它不会撤出中亚,而美国很可能会撤出整个亚洲大陆。美国在将来是保持世界帝国的姿态,还是把美洲作为大不列颠群岛,而把欧亚大陆的太费钱而意思不大的地方交给像印度这样可以接受的强国,目前还在未定之中。

[01:50:44]无论如何,印度在中亚的势力都会继续强化。因为中亚总会有一些被伊斯兰主义者逼得走投无路、又在更加接近的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三国中缺乏势力的政治力量需要印度的庇护,而这些庇护跟印度本身的帝国主义野心和印度上层阶级企图通过帝国主义的事业来避免各邦精英阶级侵蚀和替代其权力的基本政策相一致,所以他们一定会受形势的驱迫,利益关系越卷越深。原来还没有明确靠山的众多政治势力,以及原先虽然有靠山、但是在各自选靠山的博弈和合纵连横当中被原先的靠山挤掉了或者是跟原先有其他靠山的势力结了仇的其他势力,会纷纷投到印度的门下来,使它的羽翼日益壮大。未来的中亚大博弈,就是这些小军阀、小教派、小势力在几大盟主和几个太上皇当中合纵连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