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7 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79集

注:本文2.21万字,下次更新在3月21日。

主持人:台湾陈易宏医师
发布时间:2020年3月17日
整理者:三马兄

[00:00:05]主持人:本周应该算是一个特别节目,会直接公开在网络上。您在台湾出过几本书,包括民国人物系列的三本、《远东的线索》、《满洲国》、《中国洼地》和《经与史》。应该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就会在台湾发行电子版。在台湾发行电子版的话,就代表全世界所有看得懂华文的人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购买您的著作。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请您谈一谈这些书。当然,重点就是面对台湾的读者,做一个像是作者给自己的书做的点评和介绍。首先是关于《经与史》,这本书是您最早出版的书,是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的,公认是您的著作里面最难懂的。您可以谈谈,您为什么当时要采取这种压缩饼干式的写作风格?

[00:01:02]刘仲敬:我好多东西都是按照压缩饼干的方式写出来的。我知道有些人的写法是掺水式的。而我用这种方式写的目的就是留下种子。也许有朝一日我不在了以后,会有像我一样的人从一个很小的信息包里面抽出很大量的信息来。这等于是留线索。这就像是格林童话所说的,亨塞尔与格莱特(Hansel and Gretel)被父母扔在森林里面,他们一路扔了一些小卵石作为线索,是同样的做法。当然,你如果是挣稿费的作家的话,那么你肯定会拿一个很小的题目来掺很多水,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所做的事情差不多像是,给未来的侦探——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留下一些线索。而大多数人能不能够懂,基本上是不予考虑的。

[00:01:54]主持人:您在这本书的最前面提到,您心目中有三种读者:一种是《日知录》的假定读者,类似漂流瓶的接收者;第二种是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不同想象的人;最后就是国家计委的从业人员。请问一下,就您的想象和认知,台湾的读者大部分是归在哪一个分类里的?

[00:02:25]刘仲敬: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台湾的读者。《远东的线索》还考虑了一点儿,而《经与史》基本上是没有考虑的。《经与史》考虑的其实主要是三种人当中的第一种。像《日知录》那种写法,本来就是,明亡以后,假定你写的书永远不会出版,像他崇拜的郑所南的《心史》那样藏在井里面,经过几百年以后才能问世。当然,你甚至还需要发明一种特殊的语言,保证在当时如果出版的话不会被一般的读者辨认出它内在的涵义。后面那两种人都是附带的。假定会有这两种人读到,那也可以附带一下。

[00:03:07]主持人:看得出来,您这个尝试是完全成功了。关于《近代史的堕落》这三本书(晚清北洋卷、国共卷、民国文人卷),我觉得最有共感的反而是第三本,就是民国文人卷,尤其是陈寅恪、余英时、张爱玲和金庸这四篇。您在这四篇里面的分析清楚地显现,所有的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都是依托于作者本身的社会背景的。虽然您的书籍以历史为主轴,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把您的书推广给对历史没有涉猎或者兴趣的读者,那么您认为这本《近代史的堕落·民国文人卷》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引子?

[00:03:42]刘仲敬:这个事情有一点点不一样。《近代史的堕落》都是一些分散的文章,它是给约稿的读者写的,而不是给自己写的,所以它不符合所谓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那种顾炎武式的标准。它是根据读者的要求,读者感兴趣什么,就相应地定制。而且,写作跨度的时间是极长的,涉及到体系的升级。比如说,写慈禧太后的那个时候,那是共识网那个时代,约稿的就是Carmen(邵思思),是共识网的小编,眉山人,后来变成了党妹。写到最后几篇,比如说金庸那一篇的时候,已经是在美国了,那时候我已经完全肆无忌惮了。所以,它中间涉及的体系升级的跨度是很大的。

[00:04:37]总的来说,这个跟我自己的做法有关系,我做事的方法从来都是分自留地和公家的事情这两部分的:自留地是不计成本的,是完全给自己准备的;而对付公家的部分,那就是以应付为主的。按照我原先的规划,我会始终是吃着公家的东西,玩儿自己的自留地,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搞到最后,每一次都是自留地变成了主业,然后我又在自留地的内部再开拓一个新的小自留地出来,于是原来的自留地又变成带敷衍性质的东西了。总之,这是一种以战养战的做法。比如说,我是拿着体制的工资,然后自己搞自己那一套的;写慈禧太后那些篇目的时代,我又把从共识网或者广西师大出版社拿来的钱用来支付自己的内部事业。直截了当地说,那些分散的文章在我看来是不算数的,属于政治宣传的外围,尽管它看上去不像是政治宣传。有些也还有实质性的创见部分,但是那是不得已的,是顺便带出来的。

[00:05:57]等于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要写自己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理解,像一个将要被纳粹德国枪毙的作家在临死之前抓紧时间构思一下剧本一样。对于他来说,上帝是唯一的读者,除了上帝之外不会有别的读者。在他自己的主观世界内,在行刑队开枪之前的那几秒钟,时间突然停止了,他有几年的时间写完那一本书,写完了以后,一声枪响他就倒下了。但是从外界和行刑队的角度来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变化,几秒钟之内就开枪了。这就是他跟上帝之间达成的私人契约。在他的主观时间内,那几秒钟被拉长成了几年,他写出了这本以上帝为唯一读者的书。对于外界和行刑队来讲,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就是开了一枪,把人给打死了,仅此而已。

[00:06:57]这是以上帝为唯一读者的书,但是最后交到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手里面。准确地说,它所涉及的那个理论体系是以上帝为唯一读者的。像是泡利(Wolfgang Pauli)说的那样,他见到上帝以后要提一个问题(“Why 1/137 ?”)。而我是在写一份答案。我跟他相反,我不是给上帝提出问题的,我是来写一份答案,因为我是一个优秀的做题家。这道莫名其妙的题——就是中国的存在本身,是上帝扔在很多人面前的,现在我把答案给你解出来了。这个答案是写给上帝的。其他人能不能懂,我完全不在乎。这时,广西师大出版社来约稿,而我又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于是我就仓促地把这个东西给了他们。

[00:07:52]至于与此同时开始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文章,那就要看约稿的对象和我设计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般来说,我采取的办法总是那种借水养鱼式的办法。就是说,你约稿,我可以给你稿,但是我暗中藏有的一些信息你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而这些信息其实是带有政治宣传目的的。那取决于当时的形势,例如共识网代表的是什么,它的假定读者是什么。后来的有些东西是给冬川豆的俱乐部读者写的,他们又是另外一拨人,我假定他们是被乱七八糟的民小(民主小清新)或者其他人熏陶过来的,然后要传递给他们什么信息。基本动机其实是很简单的:假定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每一个提供给你的信息都会把你往某一个方向拉。

[00:08:49]共识网的动机就是,把所有人都往一个中间的、统战的平台上拉。共识网的背景是南方周末那一系的,南方周末的前身就是华商报。华商报在广州沦陷以后从香港撤回来,它的幕后主持人就是廖承志。梁漱溟或者其他什么所谓的“近代的良心知识分子”,都是他们出钱包养的。所以,日本人打到香港的时候,东江纵队就直接出兵,派地下党员去把他们接出来,然后又由东江纵队武装护送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日本人投降了,然后他们就回到香港,继续从事在国统区不能从事的各种活动。但是在广大沦陷区的无知青少年——比如说对于共产党有一点不满、但是又找不到引路人和合适的思想导师或者舆论领袖的人看来,这些人说的话跟共产党不一样,就等于是一个准反对党。这样一来,它就把在其他地方会直截了当变成反对党的人群引到统战党手里了。

[00:09:57]这样一来,执政党是我的人,反对党是我的白手套。通过共识网这样的“共识平台”,你们左右共识一下,于是天下英雄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口袋里面。免得天下英雄对体制不满,使比体制里面的酒囊饭袋有点本事的人流散出去给我捣乱。这样一来,绕一个圈又回来了。尤其是那些虚荣心很强、很想当伟大导师的知识分子,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它给了充分的机会,让你觉得你已经是伟大导师了。然后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就顺着这个平台被引回来了。这就是共识的意义所在。共识就是,磨掉反对的人和各种异己力量的锋棱,尽可能向体制靠拢,向共识的方向靠拢,大家和解共生。尽管他们不会用“和解共生”这个词,但是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凡是和解共生,都是有前提的。它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但是它可以使你觉得,如果就我不和解共生,我是不是跟塔利班没有什么区别?那我要不要让一让步?然后,我往哪个方向让步呢?这个方向就是一目了然的。

[00:11:09]我是逆向的统战,往相反的方向拉一拉。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我做这件事情的很多时间在外界是没有痕迹的,但是一般来说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对于死硬的毛派,要把他们往改革开放派的方向拉一拉;对于改革开放派,要把他们往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方向拉一拉;对于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者,要把他们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方向拉一拉;对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要把他们往麦卡锡主义者的方向拉一拉;最后一步是,对于不可救药的麦卡锡主义者,要把他们往民族发明的方向拉一拉。当然,这个跟共识网和他们那种统战方式是恰好相反的。统战的原则是什么?白区党对于不可救药的反华分子不能要求太高,你尽量把他搞成“只反共不反华,什么都是共产党的错”就行了;对于不可救药的反共分子,你不能指望他不反共,但是你可以诱导他,反共的同时,你还要爱国,一切都是共产党的错,中国是没有错的;对于不可救药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你要让他在反对共产党的同时承认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权力;对于不可救药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者,你要引导他相信,全世界没有绝对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正在向这个方向靠拢;对于改革开放派,你要教育他,毕竟国家是党建立的,没有党就没有改革开放。总之,每一圈都要把他们往共产党所在的圆心引导。

[00:13:03]而我搞的统战实际上是,对相应的每一圈,都要把他们向外引导。因此,我说的话跟白区党说的话一样,对不同人说的话是不一致的。例如,对于人数最多的民小来说的话,就要努力把他们往麦卡锡主义这个方向引。而共产党对于民小,则是要把他们往爱国者的方向去引,对于麦卡锡主义者,要往民小的方向引,诸如此类。从数量上来看,我写给民小的东西还是最多的,因为恐怕他们的人数是最多的。但是这也跟我自己的活动空间是有关系的。随着我的活动空间渐渐移动到深圳,然后再移动到美国,渐渐的,过去的那些统战对象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搞到最后,麦卡锡主义者就变成其中最温和的人了。在这个时候,麦卡锡主义者已经不能让我满意了,就开始全面推行反华了。反华这个最后的阶段,体现在余英时、金庸、余光中那几篇里面。按时间线来讲,那个过程也正是我在总结民族发明的各种模式的时间,所以我又忍不住把相应的内容也给带了进去,尽管跟有关的当事人其实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是统战工作或者说是反统战工作,所以它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工作对象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你如果把它当成是某种抽象的、纯粹理论的指标的话,最后就会发现它们每一篇的框架都是不一样的。

[00:14:41]其实,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也是这样的。你要是把他们的所有著作都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就会陷入极大的混乱。实际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是杂文或者政论文,是根据当时的对象的。例如,马克思绝大部分时候说话的对象是当时的自由派或者激进派。他的做法就是,把他们尽可能地往激进的方向拉。因此,他有时候说起话来跟保守派和反动派一模一样。因为他要打击主流激进派和主流自由派,所以他经常运用保守派的论据,但是目的是跟保守派相反的。但是马克思也有他的根本性的书,比如说《资本论》。这是他的核心理论,这个核心理论不是为了具体的政治争议而设置的。当然,他到死也没有写完,那是因为理论上出现了漏洞的缘故。而我也有我自己的核心理论,属于核心理论的、搭建框架的书是不受影响的。但是,实质上是属于统战和影响舆论的东西,那是随时随地凭相应的环境而改变的。但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把我当时正在搭建的理论的某些部分不由自主地给带了进去,所以会在里面留下一些片段。

[00:16:01]主持人:您有两本书主要是由演讲稿所集成的,其中一本是《中国洼地》。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洼地”这个词应该是您创造(Coin)出来的。现在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人在用。您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内亚海洋的作用在我们所谓的中古时期的黄金时代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未来有人能够对内亚海洋在汉晋到唐朝这段时间产生的巨大作用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那应该是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有非常巨大的功用。但是您在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讲座里面提到,考古学基本上背后都是有政治立场和政治意义的。现在如果您把内亚的黄金时代(西元五百年到一千年的那段时间)作为技术输入管和旋转门的功能整个总结出来,对现在内亚的那些国家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0:17:20]刘仲敬:这个其实只是一个解释体系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其实就要取决于他们将来的认同。对于东亚来说,这就是一个重构历史体系的过程。

[00:17:43]主持人:《满洲国》在诸夏和诸亚的民族发明学讲座里面是最巨大的一个体系,一共有十讲。当初是有意为之吗,还是说跟满洲国相关的史料特别丰富有关系?

[00:17:58]刘仲敬:不是有意的。但是也不能说它是特别巨大的,恐怕只是它跟开讲的那几讲相比起来是更加巨大一些。讲座这些东西,在我自己做事的方式当中其实是比文章更外一层、更漠不关心的东西。我真正要写的书是极少的。在那以外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像是分篇的文章,那是计划外的。理想中的我是纯粹的火星人,跟世界没有发生接触。但是实际上发生接触了,于是就渗透出一些秩序输出性质的外围。而讲座这个东西又是外围的外围,是后来跟社会接触的产物,而在我自己心目中则是很不值钱的东西。大体上我做事的方法是这样的:制造一个资料夹,把相应的资料放进去,放到足够多的时候,渐渐就可以形成书了。但是根本不用到放到足够多的时候,还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的时候,每一个资料都可以制造出一个或者N多个讲座。讲座多少,是完全看需要的。如果变成比如说余杰那样的性质的杂文的话,每一个小小的篇章和材料都可以写出无数多的杂文来。《满洲国》实际上是一本书,但是是一本还没有写成的书,因为资料和时间都还没有凑到足够齐的地步。但是在这个时候,制造出很多相应的讲座来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例如,现在我的文件夹里就有很多《满洲利亚史》、《巴蜀利亚史》之类的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几百个材料。等到时间成熟,它们会变成书。但是在没有变成书之前,就已经有一部分透露出来,变成了讲座,然后就有人把这些讲座整理成为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其实是他在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的讲义,他自己不想拿出来当书的,但他死了以后就有人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作为书,所以你注意,这本书的注释其实是极少的;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他自己亲自写的,是他认为已经足够成熟而拿来出版的。两书之间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只不过一个语气是口语体,另一个则是典雅的文言。还没有出版的那本书和已经出版的这些演讲录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的。严格来说,这些演讲录之所以拿来出版,是满足粉丝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我自己的计划。

[00:20:36]主持人: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我最喜欢的那本书,就是《远东的线索》。这本书是我最想要推荐给台湾读者的。这本书很清楚、很完整地解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神话,也为台湾的未来做了推估和建议。您曾经多次提到,台湾的地缘位置就相当于东亚的比利时。大英帝国需要比利时存在,让它锁住法兰西通往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道路。英国不允许任何欧陆列强控制北海,无论你是谁。日本国亦然,日本需要台湾锁住支那通向西太平洋的野心,日本不会允许任何亚洲帝国控制台湾海峡和黑潮(Kuroshio Current)航道,无论你是谁。可不可以请您给台湾的读者稍微拓展一下《远东的线索》这本书里面跟台湾有关的那几个小部分,简单地说就是冷战过后的那几个小部分的课题?

[00:21:31]刘仲敬:其实台湾跟《远东的线索》的关系不大,倒是跟历史真相学家的关系很大。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类似苏联的历史真相重新发掘的过程,这个重新发掘当然是有政治性的。如果历史体系倒了的话,共产党把它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呢?凡是不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学说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共产党作为历史制造者的基本作用就叫历史虚无主义。但是这个跟“虚无主义”的原始定义是不一样的。“虚无主义”这个词的原始定义是在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实际上,共产主义及其前身经常在布尔什维克产生以前的俄国被称为“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解构了世界本身的意义。世界的意义在表层是由很多很庸俗的东西组成的,比如说一般市井小民所关心的钱和女人这些东西;再进一步,是自由主义者和法学家关心的帝国宪法、议会、皇室继承权这些问题。但是这背后,你只要按照几何学家寻找第一原理、从定理推向公理的那种逻辑,推到最后,一切意义的终极归于上帝本身。俄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基础之上。所以,解构这个意义体系就是虚无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晚期俄国虚无主义大浪潮当中产生出来的最极端的一翼。所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史当中,它的十九世纪的祖先通常都是虚无主义者。现在它把这个虚无主义拿来逆向运用,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撒旦为王,试图把解构说成建构,把建构说成解构,以共产党为中心,违反共产党创造世界的一切解释都是虚无主义。

[00:23:33]我们要注意,同样的,违反上帝创造的各种解释,有很多表面上看来跟上帝没有关系。比如说,在女人的问题上,你觉得这只是成功男人好色的某某事情,只是纯粹世俗的东西,但它背后肯定涉及到你是否尊重婚姻的神圣性,而婚姻的神圣性是一个上帝契约的问题,所以归根到最后是一个是不是承认两希正典的基本问题。同样,共产党设计的所有问题,有些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或者企业知识产权的问题,好像都是纯粹技术上的,但是追溯到最后也是承不承认共产党作为假上帝的这个基本地位。共产党的整个体系,无论是关于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的,追溯到最后就是你必须得承认共产党是上帝。如果共产党不是上帝的话,那么它就只能是撒旦的门徒和恐怖组织,没有中间道路的。共产党不是自由党、民主党或者其他什么纯粹世俗的党派。这些世俗的党派只在浅层次活动,为具体的利益和社会关系而活动。它不干涉原有社会的意义体系本身,而是默认这些体系的存在。但是共产党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存在不下去的,它必须颠覆意义体系的最深层,实现无神论的篡位。

[00:24:52]但是这个篡位在理论上存在着巨大弱点。例如,基督教文化和相应的政治体系在理论上是自洽的。上帝创造世界,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两个人可以是死敌。我认为你完全是邪恶的,你所说的全都不对,但是我们的意义体系的最深处仍然是建立在“上帝创造世界”这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尽管在整个争议和斗争的过程中间可能一个宗教词汇都没有出现,但是骨子里,有判别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出,最后都要追溯到这一点。包括基督教世界产生出来的那些理论上的自然神论者、人文主义者或者无神论者,像费尔巴哈这样的人,其实他们的理论追溯到最基础,仍然要涉及到所谓的此岸性和彼岸性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些所有的观点最终都是自洽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这样的:一棵大树越长越高,它的分支就越来越多,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三个枝桠,最后几百年、几千年以后,枝桠无数多,每一个枝条上都结出了果子,每一个果子都说我是正统而你不是正统,相互之间掐来掐去。但是,你从最外面的果子追溯长出果子的枝条,从小枝条追溯到大枝条,追溯到土地表面,最后发现它们都是从同一个树芽上长出来的,只是后来分开了。他们的理论是能够自洽的,就是说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00:26:26]但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就很难了。你可以把共产党推成历史创造者和上帝,但是这跟建立在上帝观念上的基督教(当然你还可以延伸到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上面)就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不同:共产主义理论是一把斧头,不是一棵树。无论是马克思和列宁本人的著作,还是历史上共产党作家进行的所有实践,都是砍树,对准这一根枝条砍下去。从理论上是,反对自由主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各种主义。从实践上是,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打倒走资派,打倒……无限延长下去。每一次行动都是砍掉了树上的某一个枝条,但是留下来的是一大堆死在树上的碎木头。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按照他们自己的历史发明,应该是共产党创造历史的整个过程。但是实际上它显示出来的是,共产党破坏这个破坏那个,破坏以后自己站不住脚,又把原来砍掉的东西想办法像木头拐杖一样重新捡回来或者重新改装,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连贯性的。

[00:27:41]你看,在伏尔泰和其他什么反对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者身上,它是有连贯性的。每一个思想家或者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母亲”,有长出他的枝条。你从长出他的枝条上可以看出,例如在伏尔泰和法国启蒙主义者身上首先就可以看出,冉森派(Jansenism)和耶稣会建立起来的那些皇港修道院(Port-Royal-des-Champs)和其他学院,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关于预定论(Predestination)和自由意志(Free will)之间的长期争论,这个争论不仅从性质上讲是基督教的,而且他们使用的所有工具全都是经院哲学创造出来的。再往前延伸,就要延伸到早期教父(Early Church Fathers)和基督教引进希腊哲学的时代。每一步都是连续的。就好像是,你要考证你是谁的时候,你首先发现了你的父母是谁,然后你的父母有他们的父母,一步步搞上去。你没有任何一个祖先是人工合成的,即使你没有把他们全都考证明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全都是某一个时代的人,只是越来越古老,连续性的家谱是显然可见的。

[00:28:46]但是共产党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一个连续的家谱。相当于,有人杀了你的祖父,又有人砍了你曾祖父的一条胳膊,第三个人打伤了你的母亲,第四个人跟你打了一架,然后你要把这四个人构成一个谱系。张三跟比利时基督教社会党做过殊死斗争,李四跟英国工党做过殊死斗争,王五胜利地击退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猖狂进攻,赵六打败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走狗,然后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说这些人是你的祖先。第一,这些人全都是断子绝孙的,没有一个有后代,第二,你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生出来的,但是你要坚持说这些人都是你的祖先。共产党的历史发明,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一个破碎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接受过共产党教育的人全都处在思想混乱的状态。只有最愚昧的人例外,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听懂。而接受基督教教育和其他教育的人不一样,它是教育层次越低的人思想越混乱,越高的人思想越严密。共产党恰好相反,你只有是完全无知、背过书又忘掉的人,才能够保持一点人格的完整性。受的教育层次越高,你就越来越陷入人格分裂的状态。这就是正典和负典,像奥古斯都说的那样,性质上是不对称的。不是说左派和右派是对称的力量,像我的左手和右手一样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解构和建构是不对称的,一棵树和砍树的斧子是不对称的。斧子砍下了许多根树枝,但是这些树枝和一棵不断长起来的树之间没有对称的关系。正典和负典之间的关系不是两棵树之间的关系,而是一棵树和一把砍树的斧头之间的关系。

[00:30:44]这样自然而然就造成了,共产主义只能依靠恐怖来维持。恐怖的主持者是玩世不恭的人,他们并不相信他们维护的东西。而被恐吓的对象则要尽可能愚昧,越愚昧越安全。恐怖一旦放松了以后,就有各式各样的人从那些砍下的树枝上找出不对的地方来,比如说“你是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就会跳出来,于是历史真相学家就要大行其道了。比如说“《绞刑架下的报告》(Notes from the Gallows)那本书的作者(Julius Fučík)是不是匪谍”、“你们塑造出来的民族英雄怎么全都是坏蛋呀”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出现。于是,党当然要雇佣一大批五毛和御用学者,粉碎这些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按照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的术语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仗是打不完的。在你没有把他们全部杀掉的情况之下,各种混乱的东西被一股脑地找出来。但是这些历史真相学家背后都没有完整体系,他们自己找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一片混乱的。民小、国粉、启蒙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唯一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找出了各式各样的破绽,但是他们并不能够从破绽背后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脉络来。要找出真正脉络来,那是要严重地损害自尊心的。你如果不承认东亚基本上是殖民地,而且前现代的东亚也不像波兰一样,也同样是殖民地,那么你所制造出来的体系也会像共产党的体系一样充满颠倒错乱。于是,你就是拿一个颠倒错乱的体系去对抗另一个颠倒错乱的体系。

[00:32:20]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共产党是一把斧头,砍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树枝,共产党一定要说这堆树枝是一棵树,然后你跳出来说那不是树,你拿了一把小刀去砍。共产党用这些树枝搭起来一个像是死树搭成的圣诞树那样的结构,彼此之间没有连续性,只是无数树枝搭成的一个架子。你说这个架子很容易打倒,让我砍它一刀,于是你就拿了一把比共产党的斧头更小的刀,对准共产党搭起来的这个假树去砍了,砍下一根枝条,然后你就把这根枝条砍成了无数碎片。然后你跳起来说:你们从来都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且你们自古以来就没有实行过民主,不是说你们以前实行民主、后来建国以后腐化了,而是你们自古以来就没有实行民主。你砍下了一根枝条,砍下了另一根枝条,然后又砍下了第三根枝条。那么你处在什么地位呢?你是一个解构者的解构者,你把解构者冒充建构搭起来的枝条拿来又砍了一阵子。共产党把树上的枝条砍下来,砍成一堆木头,然后你又把共产党砍下来的这堆木头搭起来的这个积木砍成了无数的碎屑,但是你还是没有任何可以自己站得住脚的东西。大多数历史真相学家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攻击和提到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当然,这也跟实证主义的倾向有关。九十年代以后的基本学风,在学术界内部的实证主义就是只讲小问题。小问题会搞出很多枝节。

[00:33:45]比如说罗志田他们那些人考证了一下,“曹锟贿选”其实并没有贿选,他只是在补发国会议员被长期拖欠的工资(因为财政困难,大家都在拖欠工资),其实国会议员被拖欠的工资、被打的白条还算比较少的。但是,这也可以说是广义的贿选。从法律上讲这并不是行贿,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大家都拖欠工资,而你偏偏给国会议员先发了工资呢?你想讨好国会议员。你讨好国会议员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他们投你一票。这个就是法律上的贿赂和政治上的贿赂之间的关系。例如,罗马或者美国的一位政治家跑来说,你们选我当议员,我就要在本地修一座大桥,开一个兵工厂,让所有人都拿到很好的待遇。这个不违反任何法律,但是按照老加图这些人的看法,你就是一个腐化分子。罗马人民本来是应该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而你用私人利益去诱惑他们,用国家的钱去收买选民,好让你自己当官,你丫就是一个腐败分子。但是这个腐败分子不违反法律。法律上的腐败分子是什么呢?你拿了某个承包商的钱,就把当地的工程承包给他了,这个才叫腐败分子。凯撒并不是这种腐败分子,但他确实是老加图意义上的那种腐败分子。我在高卢打仗,拿了很多战利品回来,这笔战利品我不私吞,本来我作为统帅应该分一个大头的,但是我把这些大头全部拿出来送给罗马人民,罗马人民爱上了我。这个就是老加图意义上的那种腐败了。曹锟的腐败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腐败,从法律上讲他并没有腐败。

[00:35:18]但是,这样的分析肯定要破坏北伐合法性诸如此类的整个体系,如果你会想的话;但是如果你不会想的话,那就不会,你只看到这个具体的分析。九十年代以后的学风,基本上都是搞这些具体的东西。对于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来讲的话,你肯定会想到:“曹锟干了这样一件事情就算是贿选,那么蒋介石干的事情不是比曹锟厉害得很多吗?那么为什么曹锟干了这一点点就变成坏人了,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反而变成好人了呢?毛泽东又比蒋介石干了更多的东西,那么他为什么反而变成英雄了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就说:“我只是搜集了一些材料,把它们凑在一起,把它们剪辑拼接在一起。我是一个砖瓦匠人,我并不知道我搞出来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你们应该给我付相应的工资,其他事情我完全不管。”这种行为在毛泽东时代还是要打死的,毛泽东不管你这一套,你丫搞出来是何居心?但是现在可以不管了,现在你只要不直接搞其他的体系,那就可以不管了。但是这些条件从长期上来看,等于说是,堆了很多木头,早晚要着火的,所谓干柴烈火。你没有这些干柴堆在这里,是不会着火的。所以,毛泽东其实是做得很对的,斯大林同志做得也是很对的,而改革开放干部其实是在自欺欺人。

[00:36:33]像诸如此类的材料,比如说你在基督教文化当中堆这些细节材料,对基督教本身并无任何伤害;但是在共产党的体系之下堆这些材料,堆多了以后,那是早晚要着火的。所以唯一釜底抽薪的做法就是,你一开始就把这些堆材料的人统统干掉。你没有这么干,是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当然,这时候自然而然的,早晚会产生出试图堆材料的人,比如说像秦晖这样的人。大多数人是不肯或者是没有能力从材料中间制造体系的,而秦晖根据的是欧洲战后共识政治、福利国家民主制那一套体系,把这套体系移植到中国来,用这个体系来衡量共产党和它的全部历史,所以他是极少数能制造体系的人。但是我对他的体系仍然不满意,于是我就制造了另外一套体系去对抗他的体系。而我的重要性就在这一点,因为大多数人是不肯制造体系的。但你无论制造出任何体系,其实都是对共产党的体系不利的,于是后来相应的事情都会不断地发生。

[00:37:37]但是制造体系的过程并不是像婴儿直接就跳出来那样,它是慢慢积累而成长起来的。这有点像是,传说中犹太人在居鲁士攻占巴比伦以后,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边打仗一边建造圣殿,建筑工人也同时是打仗的人。他们离开以色列以后,当地已经被其他的部族占领了,居鲁士把他们放回去的时候他们又要跟那些部族不断打仗,同时一面制造他们的圣殿。结果,我是在一面进行论战的过程当中,一面制造我的那套体系的,所以我不断地把我搜集出来的零星材料拿出来作为打击材料。你要明白,建造自己的圣殿和打击别人的建筑是两码事。一个东西在自己的体系当中只能起很小的作用,甚至完全没有用处,但是一个不和谐的文件就可以破坏整个画面,就可以把别人制造出来的历史体系整个给破坏掉。例如,国粉为了破坏“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学说,一定要把国民党说成是抗战英雄,一定要把日本人说成坏人;但是我推出去一个卢沟桥事变后的英国外交官的文件,就可以破坏他们的整个体系。

[00:39:00]于是,在这种一面论战一面建筑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远东的线索》。它跟《经与史》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我在九十年代或者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按照火星人那种状态,纯粹理性客观中立地制造一套解释体系。从制造解释体系的角度来讲,你只要制造了解释体系,不需要搞具体的历史事件。就好像是,你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你不用去当工程师,会有工程师利用你的定律去做具体工作的。但是《远东的线索》是战争的产物,是跟杨奎松、沈志华和刘统他们不断作战的产物,是对于他们为了修补共产党的历史体系做出的各种行动的一种破坏性活动。主要是因为我对他们被很多人当成是启蒙者而感到不满。在我看来,他们明显是替共产党修补整个体系的大匪谍,仅仅是从他们使用材料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还是有很多白痴一样的民小,因为他们搞出了很多历史秘密材料,就以为他们是启蒙者。因为我看他们不顺眼,所以我就顺便在这个过程中写了这一本书。

[00:40:14]这本书写的方法是这个样子的:先搭一个框架,然后把各个历史时间的相应材料一个一个挂上去。这个跟制造理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它是把你的正在制造过程中的、还没有拿出来的理论当作一个架子挂出来,然后你把各式各样的史料挂到相应的树枝上去。史料多的,就可以多挂;史料少的,少挂一点。而且,它出版和产生的过程都是适合论战的需要的,而不是适合一本书本身产生的内在逻辑。例如,我现在要写的这本书,我要挂进去的东西要多得多,可能要多出两、三倍。但是在《远东的线索》里已经挂不进去了,因为书已经出版了。现在我只能把这些材料挂到共产国际的那本书里面去,把它们作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部分的一部分资料。现在共产国际那本书正好就处在2014年和2015年《远东的线索》处在的那种状态。它是一个架子。这本书写到了全世界,有些部分其实就是在《远东的线索》那条线上、但是没有放进书里面的材料。远东的部分和欧洲的部分挂得非常密集,非洲的部分和拉丁美洲的部分还只是零零落落的。那本书现在还不能出版,就是因为它还处在一种很不均衡的状态。资料多的部分,例如东欧的部分,挂都挂不下,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你要是仔细看《远东的线索》,你也会发现它的各章节之间是不平衡的,原因也是与此相同,因为它有政治斗争性。

[00:41:41]顺便说一句,现在没有政治斗争性了。这样的书在毛泽东时代和习近平时代不具备政治斗争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解决这种问题的做法是直接枪毙,你根本不用找什么证据。但是在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那就像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一样,你要装逼,你要论证,论证的结果就是这样。这一点我在2014年前后就已经有所预见了。迟早有一天,到你论证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只有两种选择了:要么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滚蛋了;要么呢,TMD,我给你论证个鸟,批判的武器斗得过武器的批判吗,统统给我拉出去枪毙。后面这种可能性随着习近平的上台而迅速地成为事实。结果搞到现在,《远东的线索》反而只在台湾有意义了。其实,《远东的线索》主要考虑的部分是为了跟共产党的高级匪谍作对。所谓的低级匪谍就是那些骂骂咧咧说共产党是中流砥柱、谁说共产党的坏话就黑谁全家的那种匪谍,高级匪谍就是杨奎松和沈志华这种人。但是他们现在肯定也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我没有用处的时候,他们肯定也没有用处了。台湾只是一个附带问题,但是结果搞到现在,就像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出版机器在伦敦那个样子,因为在俄国已经混不下去了,结果搞到在台湾出版,影响力全在沦陷区之外。它涉及台湾的部分,从比例上来讲其实是很少的。

[00:43:11]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共产国际成立以后经略东方的那一部分梳理清楚。那一部分是赤裸裸的,中国共产党90%以上的经费是他们提供的。而且,所有有分量的技术人员,像牛兰(Jakob Rudnik)这种人,像罗伦斯(Maxim Rivosh, a.k.a. Joseph Walden)这样的人,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当然更不用说了,全都是苏联派来的。能打的人,能做事的人,全是苏联人。中国人都是陈独秀这样的只会写文章的人。顺便说一句,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使很多文人产生幻觉,觉得我只要会写文章就什么都行。其实你只是一块遮羞布。有陈独秀这样的人在上面活动,大家就不去注意鲍罗廷了。但是比如说对于香港政府的政治部或者工部局的政治部来说,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要扣压的肯定是鲍罗廷夫妇这样的人。陈独秀算个鸟,你爱写什么爱说什么,随你怎么说好了。之所以随你怎么说,就是因为你说的东西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大多数小知识分子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们还自己以为自己人人都是陈独秀,像何清涟他们那样:“哈哈哈,我总算发现你们共产党是一帮坏人了。其他人都没有发现,你看我发现了,我是伟大的启蒙导师。”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令人奇怪了:我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些事情,为什么共产党还没有倒台呢?而且为什么哪怕是在海外的反共人士当中,大家都还没有自愿地拥护我当领袖呢?按照陈独秀的故事来讲,这些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陈独秀的故事根本就是编出来的好不好。

[00:44:39]像以前红二代在共识网召集会议,邀请我和金观涛等人(反正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那几个逃亡海外的编者,他们理论上是在六四就已经被通缉而且逃亡的人,但是在2014年前后他们就出现在北京),主办包括大批红二代当学员的研讨班,我在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然,其目的是类似高级的共识网,就是把你们这些各式各样的在思想界有影响的人拉出来搞一个共识。我们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团结起来向前看,过去的恩怨都不问了。召集起来,宣布他们的学说。金观涛在海外研究了这么多年(他好像就在台湾,至少当时他可能就在台湾),他的研究方式是这样的:他用先进的美国方法搞了一个搜索引擎,把1920年代或者什么时代的报刊上出现的各种“主义”来一个统计,论证比如说社会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曝光率大大提高了68个百分点,以此来推测各个思想界的动向,然后他就觉得他的研究十分先进。我听了以后,就觉得这些人全是废物。鲍罗廷和斯大林同志拿来的随便几架飞机和几门重炮,比你那些报刊上说的各种主义要重要不下一万倍。

[00:46:01]当然,你要研究那些东西是可以的,但是要有适当的比例感。东江纵队的账单就显示得很清楚。华商报的人马拿的都是极其可怜的一点点,一般来说他们拿的只是实物的物资,例如宿舍、食堂的饭票之类的,在困难时刻还要求他们自己捐献,以便让报社维持下去。而像梁漱溟这样的人拿的就是硬通货,而且不管他干不干事,平时都要给,只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你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骂,想怎么骂就怎么骂,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在政协会议解散的那一刻你跳出来配合我们骂一下蒋介石就行了。只要你骂这一下,别的好处全都可以给你。最后,最重要的是比如说送给佛山市警察局长或者是拿给东江纵队的那些东西,那是用金条支付的。广州起义的时候,苏联代表是拿着从俄国资产阶级那里抢来的珠宝,坐着英国人的船,从苏联直接开过来,变卖那些珠宝作为经费。你们这些外围的写传单的宣传员连稿费都不见得领得到,你们这些领不到稿费的文章却会被统计进去,证明社会主义的支持度增加了比如说68.7%;而苏联拿来的那些珠宝和军火,你完全就没有统计进去。你要说那些68.7%是可以的,但是与此同时,你还应该统计一下鲍罗廷或者牛兰拿的钱和军火增加了多少,计算一下共产国际在冯玉祥、江西苏区或者其他人身上花的钱有多少,顺便再跟国民政府的收入比一下。比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完全都是扯淡。

[00:47:50]我如果不看的话,我是根本想象不出,在一个国家,理论上统治这个国家的政府的全部收入,还不如共产国际颠覆经费的三分之一。但是仔细一想,这种情况肯定在冷战时期的非洲发生过很多次了。从殖民地独立的那些非洲小国,本来在殖民时期都是宗主国倒贴钱给你主办的。宗主国一旦不倒贴了,就一个个穷得喝西北风。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安哥拉反政府军之类的,它肯定会比安哥拉政府或者其他什么殖民地遗留政府钱多。殖民地留下来的政府,恩克鲁玛的那些政府,可能就卖点咖啡豆,换一点可怜的钱,连公务员和教师都养不起。而共产党包养的那些游击队,肯定就像当年共产国际包养冯玉祥那样,是飞机、坦克和火炮大批大批给你送来的。你全加纳的咖啡豆,把全国人民十年种出来的咖啡豆卖了,买不起苏联给你送来的一个坦克分队,你是注定要打败仗的。但是从理论上讲这个国家还是由加纳政府统治的,实际上你这个政府还没有共产国际匪谍的钱多。当然,你自然而然会做出相应的推论:这些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在早期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把沙皇和地主资产阶级的钱拿来用,所以你才可以直接卖珠宝,但是后期这些都没有了,钱从哪里来?那当然就要问集体农庄的那些农民是怎么死的了。这样一来,整个思路就可以理清了。这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据我所知,好像以前没有人搞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比较方法以前从来没有人搞过,包括西方人都不去算这个账。

[00:49:27]其实,共产国际从西方转向东方,财政上的因素是很明显的。在《007》的作者和他的女朋友正在苏格兰的工业基地活动的时候,列宁同志就把他的匪谍任命为苏联驻格拉斯哥的领事。这跟张作霖必须抄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和苏联使馆的道理是一样的。他是外交官,但他不遵守外交官的行为准则,他把军火和文件直截了当地运出来。顺便说一句,苏联在德国也是这个样子的,它在德国的公使馆就是直截了当运货的。所以德国内政部长就曾经酸过他们,说过风凉话:“他们除了颠覆材料以外,到底有什么贸易可言?我们为什么要办贸易代表处?他们的贸易是什么?除了颠覆材料以外就没了。颠覆材料又是免费给的,哪里有什么贸易可言?”但是无论如何,他在格拉斯哥主持工运,这也是要花钱的。英国工党当时已经是根深蒂固,它自己也是很有钱的。于是,双方就打起来了。打起来的经历有一部分被写进了《007》小说里面,但是当时《007》小说的作者还根本没有想到冷战会爆发,也没有想到他将来在五十年代以后会写《007》小说。但是无论如何,双方就斗了起来,斗起来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全被赶出去了。相对于英国工人来说的话,俄国布尔什维克其实是穷鬼。但是在阿富汗、广州或者苏门答腊,那就情况不一样了。相对于穷途末路、在上海以炒股为生的蒋介石来说,布尔什维克就是很富有的人了。鲍罗廷拿出去的那些东西,放在英国和波兰是要打败仗的,放在广州和爪哇就足可以雪中送炭,制造出一大批人。

[00:51:19]这时候,历史神话就要出现各式各样的矛盾了。事实证明,所有人都是按照短期利益行事的。例如,孙文和越飞在上海谈判的时候,按照孙中山的卫队长马湘(就是我上次讲过的那个人,作为非法移民,差一点点就要被美国驱逐出境,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突然击鼓招兵,要招敢死队,于是他就抓住了救命稻草,跟了孙中山几十年)的报告,当时大多数元老是反对的,只有廖仲恺和蒋介石两个人支持,汪精卫不置可否。汪精卫变成左派是后来的事情。如果亲苏就算左派的话,当时他还不能算。蒋介石为什么会支持是很简单的:他是军人,苏联的援助是集中的军事援助,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他是直接受益者,别人只是间接受益者。而且,国民党内的权力平衡会因此而改变,他在国民党内的发言权会极大地上升。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国民党的大佬,蒋介石算个毛。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大佬是许崇智和陈炯明,蒋介石是一个极不重要的小喽罗。但是有了黄埔军校、有了苏联援助以后,他就跳过了许崇智和陈炯明,变成跟汪精卫和胡汉民平起平坐的人了。

[00:52:39]所以,国民党后来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从人情之常的角度来讲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歧视牛爷爷(推特:牛白 @niubai)?这个逻辑跟汪精卫永远看蒋介石不顺眼的道理是一样的:“TMD,我跟孙中山同志一起混的时候,你蒋介石算个毛。你现在居然跳出来,摆出一副跟我平起平坐的样子。TMD,我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整死你,实在是气不过。”据说人类语言的产生就是跟人类的社交性有关,社交性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说,你随时随地需要知道,你同一个部落里面,你周围的人相对于你是上升还是下降的,而你对相对于你上升的人永远看不顺眼。正如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所说的那样,每一次我听到我的朋友成功的消息,我都感到我自己的身上死了一块(Whenever a friend succeeds, a little something in me dies.)。汪精卫和胡汉民对蒋介石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但是蒋介石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进步,全靠苏联。这个跟汪精卫和胡汉民不一样,汪精卫和胡汉民是在有苏联以前已经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怎么样都是大佬的。但是因为蒋介石后来搞了清党,杀过共产党,后来历史发明家就把他发明成为真正的反共人士,把汪精卫发明成为左派。这就是低估了历史复杂性。这个历史复杂性,你得直接看原始材料才能看出来。

[00:54:04]在当时我对此的感觉就是,你们全都在胡说八道,需要我来给你们清理一下,正本清源一下,证明你们全都是傻瓜,同时制造出一个让所有的匪谍全都没有办法反驳的论证。例如像杨奎松那种人,他像研究中国文化的金观涛一样,一本正经地研究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来往电报,论证朝鲜战争到底是斯大林要打的还是毛泽东要打的。这都是纯属扯淡的事情。你只需要研究一下满洲的铁路网是谁在经营,如果苏联专家走了以后毛泽东有没有能力经营,这些伪问题就是根本没有必要考虑的。考虑这些伪问题无非是为了造成一个印象: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平起平坐的领袖,他们之间在做出决策的时候还需要相互讨论一下。按说的话,我这本书写出来以后,像刘统这些人就应该当众切腹自尽。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切腹自尽,因为从理论上讲,沦陷区以外出版的书是不存在的。你不能引用它,所以它就不存在。

[00:55:11]你可以看出,防火墙的用处是什么呢?它营造出一个特殊空间。在这个特殊空间里,杨奎松和沈志华就算是最先进的、引用秘密史料最多的人。大多数人都像是我们敬爱的何清涟同志和韩国瑜同志一样,讲的都是中学教科书上告诉他们的那些东西。但是如果把墙拆了的话,比如说把柏林自由大学成批量出版的那些苏联信件和原始材料拿出来出版的话,那么这整个体系都要倒下去。所以,这个墙是一定不能拆的,它像关税壁垒一样有必要。关税壁垒如果拆了的话,本国的很多企业是不是都要破产?你想,防火墙是在保护谁的?首先就是保护他们的。当然,等到他们保护不下去的时候,习近平要自己赤膊上阵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用处了。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让共产党省点子弹费。如果你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让共产党必须多花子弹费的话,那么TMD要你何用?你为什么不去下乡支边,去给贫下中农提高一下文化水平呢?所以,表面上的敌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依托的。例如(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法轮功刚刚产生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正在准备精简机构,把共产党党政部门支付的所有文化项目统统砍掉。那时候国有企业都砍掉了,你们这些废物消耗的预算也不算少。但是法轮功一出来,党就改变主意了。如果把这些人砍掉了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宣传岂不是要被李洪志他们占去了吗?看来你们还是有点用处的。不但不能砍,还要多给一些经费。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实关系。

[00:56:54]《远东的线索》是赤裸裸地为这个目的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它的时间性其实是很强的。冷战以后关于台湾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辅助性的,只是顺便在树枝上挂了一些史料上去,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台湾本身。写《远东的线索》的那个时代,我是以麦卡锡主义为主打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环境确定主打方向的。如果我的环境是以民小为主的话,那么我的主打方向就是麦卡锡主义;如果我的环境是以共产党顽固派为主的话,那么我就是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者。总之是,由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者变到麦卡锡主义者,这本身就反映了我的阶级环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第一,离体制的距离拉大了;第二,阶级地位相对上升,以至于原先的主要斗争对象在我看来已经是沉在下等阶级里面,不值得对他们进行斗争了。主要的斗争方向是把广大民小拉到麦卡锡主义的方向来,《远东的线索》是服从于这个目的的。但是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从我的角度来讲,等于是阶级地位进一步上升。这时,我周围已经全都是麦卡锡主义者了,因此认同中国的人就要变成打击对象,尽管倒退两年他们还是统战对象。而原先的民小在现在看来已经失去统战价值,你爱死爱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跟你自己环境里面的麦卡锡主义者去斗吧。

[00:58:31]所以,现在我就不再写《远东的线索》了,甚至把共产国际那一本书拖了下来,而是十分积极地去写比如说《巴蜀利亚民族史》这样的书。而且,违反我自己原来的做法,早在书写完以前就把零星的材料放出来做讲座。这种东西是违反我的美学偏好的。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理论家制造体系的目的是美学上的。在智力比较低的人看来,世界是一系列片段,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是在目光深刻的人看来,所有的表面现象背后都有联系,把这些联系总结成为精美的体系是很好的,是很美的,这就是根本。而且,他判断一个理论正确不正确,第一个理由就是美学上的。他说这个理论不正确,说上帝不应该掷骰子,因为这样搞出来的理论不够简洁优美。真正深刻的大统一理论,最明显的特点是,它应该是简洁优美的。你们搞出来的东西不简洁不优美,所以它顶多是一个局部的理论,不可能是大统一理论。我能理解这一点,就是说我制造理论的动机也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不把理论搞得完美无缺,是不肯拿出来的。其实,民族发明理论我自以为我还没有搞得完美无缺,但是我却提前把这些各种枝节性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当然是为了政治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海外的麦卡锡主义者圈子当中解构大中华主义,把他们改造成为满洲爱国者、南粤爱国者、巴蜀利亚爱国者等等。做到这一点以后,他们作为麦卡锡主义者的身份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已经是不可救药的反动派了,所以要把他们往更反动的方向推一推。你看,共产党统战的目的是把任何人都相对于原有的位置往进步的方向推一推,而我是把他们相对于原有的位置往反动的方向推一推。

[01:00:29]我在武汉的时候认识一个很年轻的传教士,他曾经跟我说:“你不要看很多基督教徒是坏人,不是这个样子,你要看看他在信仰基督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信仰基督以后是什么样的人。一般来说,他现在虽然是坏人,但是比起信仰基督以前,他的生命状态还是好多了。当然,他现在还是坏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而且,一个人总是恶习难改,总是不断要旧病复发。但是相对来说,他已经是在往向善的方向走一走了。你不能对所有人用同样的标准,有些人的起点是比较高的,有些人的起点是比较低的。我们起的作用本来就是,即使是对起点很低的人来说,我们也使他稍微变好一点。如果按照你那种高标准的话,那么世界上有一部分人都是活该死的,这些人是注定要被像你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和自以为正义的人抛弃,变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而只有基督徒才肯给这些确实是罪恶深重、按说是应该万劫不复的人一点得救的希望,这些事情只有我们才肯做。”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的:对每一个人来说,以他们自己的原始状态为出发点,把他们往好的方向引一引。而撒旦的门徒则恰好相反。例如,把所有的社会上的不满,无论有关无关,都尽可能引向破坏的方向,往坏的方向引一引。但是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同点:它们都不是一刀切地制定一个抽象的标准,而是根据每一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件的原有情况。只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引、一个往坏的方向引而已。

[01:02:07]我跟这些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引导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要看我自己当时的位置和他们所在的位置,但是我是始终把所有人都往反动的方向引的。于是,就产生了很多本质上像马克思和列宁的杂文性和政论性著作一样是属于政治斗争产物的东西。但是按照技术性角度来讲,例如《远东的线索》比起《经与史》来说更能称为学术著作。学术著作的关键就在于格式以及注释。如果每一步都有注释,那就算是学术著作。但是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用这样的技术性标准是衡量不出来的。按照法律形式主义(Legal Formalism)的观点来看,你做某一件事情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是衡量不出来的,你只能够衡量发生的事实。从发生的事实来讲的话,《远东的线索》当然是更学术的东西。其实,民族发明学这些著作还要比《远东的线索》更学术一些。跟何清涟想象得相反,我制造出来的《巴蜀利亚民族史》,例如论证古代巴蜀利亚是波斯文化的产物、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产物以及是二郎神的信徒,是极其实证主义的,比她闭着眼睛想象出来的二里头那些东西(注:见何清涟推特 @HeQinglian 2020年3月2日左右的相关推文)是要实证主义得多。她当作是极端思想的那些东西,反而在我的所有著作当中是最实证的;她认为比较稀松平常、比较温和的那种东西,其实反倒是意识形态的建构。

[01:03:37]比如说二里头这个东西,二里头是五十年代发现的,在七十年代以后被发明成为夏。但是跟殷墟不一样,甲骨文证明殷墟确实是殷的。当时的考古学报告认为二里头是早商文化,也就是说是产生殷商的那个文化体系,可以划成殷商前期,也可以划成产生殷商的文化母体,但是没有说它是夏。后来被建构成为夏,是为了强行支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论体系。但是在她这样的外行和落伍分子看来,这样的东西是很温和很王道的,而我制造的那些关于三星堆和波斯文化的东西是很离经叛道的。但是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讲,我制造的那些东西全都有考古学和文献的证据;而她说二里头是夏这件事情,除了她自己这么说以及她学习的那些中华民族发明家是这么说以外,完全没有一个字或者一个物体的支持。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二里头产生的时代很晚,比三星堆要晚得多,它在技术上又比三星堆要落后得多。无论是财富还是技术,都要比更早的三星堆、鄂尔多斯的古城、李家崖文化要落后得多。它本身就是中国洼地的一个证明。它位于黄河中游,中国的核心区,产生的时间晚,却比产生时间更早的鄂尔多斯高原和巴蜀盆地更落后。这就好像是,今天中国的技术比起日本七十年代的技术更落后,是同一个道理。说明技术传到你这里的时间更晚,天花板要更低一些。但是她像所有的外行一样,她其实没有判读史料和考古材料的能力。我想,她至少是看过二里头的资料的,但是她显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这种事情其实就是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结果。这种东西像是学外语一样,不是需要天分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傻瓜只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学,也是可以学到的。但她肯定是根本没有花时间去学,就得出了这些结论。

[01:05:45]大多数中国主义者都是跟她和韩国瑜一样的。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会理直气壮地说,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例如韩国瑜说中秋节(2019年9月9日:“你们中秋节问问嫦娥支持台独吗?”),这照我看来就是送一个把柄给你,因为中秋节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洋节。但是你要是在广大贫下中农那里去说农历是什么历,他们肯定会说是中国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耶稣会制造的历。小知识分子会想到这一点,但他们也不会想到,耶稣会的农历以前的历法也是元朝的穆斯林给他们制造出来的。像中秋节这个东西,放到广大人民群众心里面,这不是中国还什么是中国?嫦娥难道不是中国的吗?但是很可惜,神话学就是对中国主义者最不利的学问,因为中国就是没有原创神话。这件事情跟中国近代没有原创意识形态是一样的道理。“主义”就是外来名词。共产主义是外来的,自由主义是内生的吗?宪法是内生的吗?没有一样是内生的,全都是翻译过来的。所谓的中国古代神话,无论是汉代的神话还是唐代的神话,所有的角色都是外来的,跟西游记里面的那些神一样,还有很多是印度人的名字。而且最要命的就是,汉代的神跟唐代的神不是同一个系列的,就跟唐太宗并不是汉武帝的后代是一个样子。唐代的神是南北朝的印度-伊朗神的后代,跟汉代的那些有美索不达米亚风格和早期伊朗风格的神不是同一系列。所以,早期庄子和列子、汉晋时期文献中提到的那些神,以及汉墓里面描绘的那些神,到唐朝,就像他们的统治者和居民一样,整个被洗了一通牌。

[01:07:38]第一,它们没有一个是原创的,全是外来的;第二,外来的还是灭绝了一拨又重新从外界输入的,跟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属于同一性质的。这种东西不研究还好,你一研究以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证明,其实就没有“中华文化”这样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答案就是,它是在张之洞那个时代以后,在满洲人已经衰微以后,广大晚清士大夫阶级发明出来的。他们到古代文献中去找了祖冲之或其他什么人,为了在洋人面前证明我们过去还是有一点东西的。他们渐渐制造出来,但是那时候是分散和不系统的。到国民党的时代,特别是到抗战时期,就产生了像李约瑟这样的人,把整个东西都系统化起来。然后七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在放弃国际主义以后,把这些东西进一步地完善起来,把全部学术资源都投到这上面去。你以为是很古老的东西,其实真正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不要说别的,它比我自己的家谱都还要短暂得多,它是完全后来的东西,所以我很有底气地要颠覆这套东西。但是我也可以想象,有很多人的家谱,比如说向荣和刘耀春的家谱,可能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对于他们来说,中华民族就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而韩国瑜的家谱肯定比国民党党史要短,所以他才会以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蔡英文的家谱是怎么样的,但是雾峰林家的家谱肯定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要长,所以他们大概就不会很容易信仰这一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