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0 湖湘爱国者联盟访谈1:经世之学与湖湘军国主义①

主持人:湖湘爱国者联盟
访谈时间:2020年5月1日
整理者:三马兄

主持人:您在湘人共同体的讲座里面提过,儒家学说在湖湘的本土化产生了经世之学。它比较不注重抽象的理论,而是比较喜欢去搞一些实质的东西,比如说共同体的财务和教育这些方面的事情。湘人对于这点是非常自豪的,认为他们搞的这套东西比较接近于孔子本人的本意,这个自豪感也让共同体比较有凝聚力。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有一点点负面的地方,就是因为湖南在内地,民风比较保守,有一些故步自封,对新的东西是比较不接受的。像当时的瞿鸿禨和郭嵩焘这些开明人士,回到长沙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当时湘军可以在长沙通过外资来筹款而不是跑到上海去的话,那么当时的湖湘在发展上来说是不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请问您怎么看?

刘仲敬: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族性的问题。在这方面,理论上的符号性认同不是特别重要,比较起作用的是在理论上不大能分析、很容易被弄混、如果有人跟你胡搅蛮缠你也解释不清的那种相当于蛮族性的东西。蛮族性强的特征就是,无论是站在哪一方面,它的斗争都会显得很激烈,而不是很油滑、很圆融主义、大同、怎么样都能行。后来湘雅医学院建立,是因为传教士觉得湖南是最排外、最反基督教的地方,所以他们要到这个地方去建立一个基地,也就是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而曾国藩的湘军呢,它的整个理论依据虽然也可以说是来自于儒学,但是也跟湖南的蛮族性非常有关系。同样接受儒学,例如在朝鲜半岛或者在吴越,那会搞出非常不同的东西。

蛮族的特点就是,他对任何新接触的理论的排斥和接受都是特别认真的。像基督教首先传播的时候,在西北欧和叙利亚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埃及和叙利亚,给人的感觉就是,基本上是取决于官府的立场。当官府反对基督教的时候,镇压是比较彻底的;当官府支持基督教的时候,那么所有人都变成了基督徒,然后所有人都变成了穆斯林,整个就是费拉性很强。而西北欧的蛮族地区,荷兰和英国那些地方,是屠杀传教士屠杀得非常厉害的,是各部落的酋长屠杀基督教传教士非常厉害的地方,但是后来他们也是基督教战斗力最强的地方。罗马人招兵的规矩就是到伊利里亚,也就是现在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那些蛮族性比较强的地方去,而埃及和叙利亚的兵一般都不能打仗,也是出于类似的关系。例如吴越,浙东和浙西,山地的带有一些蛮族性的人和太湖平原地区非常柔密的人之间,他们的反应也是非常不同的。

湘军当时之所以会采取那种立场,有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洪秀全和粤军的经过激起了他们的蛮族性的反应。因为粤军名义上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所以反对基督教和坚持儒家原教旨主义是他们凝聚和动员的力量。这使得湘军有它内在的保守性。这个保守性用“保守”两个字不能衡量,因为“保守”可以指任何意义。它是包含有一定的蛮族战斗性的,还加了一点新皈依者的狂热在里面。例如,洛阳的东汉士大夫,或者同样是清朝的河南的儒家士大夫,不会有这样的战斗性。这说明湘军幕后的底子其实是,汉化和儒化时间还不算很长,心理上和行为模式上是习惯于蛮族那一套,但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释放机制。一旦有了释放机制的话,他们释放出来的表现就非常不一样。

例如,黑山的那些经常当盗匪的山民加入共产党以后,他们跟保加利亚共产党就完全不一样。保加利亚共产党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类型,在土耳其的统治下是惯于当费拉的,他们主要是农民。然后变成共产党以后,在东欧国家当中也是比较驯服的,是听苏联的话的。而黑山人则是盗匪成性,长期跟土耳其人和其他统治者打山地游击战。而他们认为,他们的价值在亲西方的南斯拉夫王国之下是体现不出来的,只有共产党游击队才能使他们发挥出来,于是他们大批地加入了共产党。但是这个共产党的性质就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性质相差甚远了。

所以,大家都是大清朝的臣民,理论上讲人人都是儒家士大夫,而只有湘军有这样的表现。例如,淮军对外资的做法就跟湘军不一样。如果你采取那种费正清式的模式,就是“沿海中国和内地中国”、“保守和开放”的模式,你可能会认为,李鸿章和淮军跟上海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湘军也更加开明一些。但是实际上,湘军的保守性更强一些。这是因为,虽然它理论上依托的是儒家,但是实际上是汉化不算太久的、还有一定蛮族性的三湘部落在用儒家的正统意识形态来诠释他们习惯的行为模式。这使他们原有的行为模式:第一,得以正当化;第二,团结能力和在高层次政治上拿得出台面、争取支持的能力大大加强。如果是部落习惯法的话,那么它是走不出多远的;如果是儒家的道义的话,那么在哪里都能够走得通,而且能够团结的能力也要大得多。但是如果背后没有那些由部落直接残存下来的行为模式在后面支持的话,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

这就像是,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有战斗力,而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徒总是挨打,是典型的费拉。这不能仅仅用伊斯兰教教义来解释。我们只能说是,阿富汗的山民在伊斯兰教教义中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这些东西能使他们的好战、尚武、崇尚报复之类的部落习惯得以正当化,而且还可以在更广大的伊斯兰教世界赢得支持,还可以利用伊斯兰教的资源把他们的部落组织上升为比较高级的王国或者大国,因此他们就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徒则从伊斯兰教当中找到了一些名义上是爱与和平、实际上是做牛做马、驯服地接受各个征服者摆布的东西,他们名义上也是伊斯兰教徒。

当然这样一来,阿富汗也可以说是特别排外的地方,但是按照罗马人和英国人的观点,也可以说它是特别争取自由和独立、外来帝国无法驯服的地方。反过来,正因为英国人征服不了阿富汗也征服不了尼泊尔,所以英国人从这些地方招募的外籍军团用来镇压孟加拉人或者在印度帝国维持治安才特别好用。如果你在缅甸或者孟加拉招募军团的话,这些军团是不能作战的。英国人在缅甸召集克伦人做它的军团,而不肯招募下缅甸的那些费拉化的居民,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招兵,跟罗马人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危难时刻能够援助清廷的力量,其实跟朱安党人是一个道理,就是明清两代在自己比较强大的时候有可能镇压的那些力量,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那些跟土司有关系的势力。这些人是有一定能力反抗朝廷,很可能被朝廷镇压的,但是在朝廷危难的时候,也只有这些人才有能力勤王。平时乖乖地听朝廷安排和摆布的人,到危难时刻只会要朝廷分出资源来保护他们,不可能反过来保护朝廷。

而儒家道义在这方面起的是什么作用呢?等于是克伦人的基督教信仰起的作用。克伦人本来是长期被缅甸人压制的蛮族,但是他们跟费拉化的缅甸人不一样,他们有战斗力,但他们的伦理达不到高级资源的程度。英国人给他们带来了基督教,使他们的军团为英国人效力变得正当化了,于是两者之间就接通了这个联系。曾国藩、罗泽南和经世之学起的作用就是,把湖南人的蛮族性和蛮族部落的残余跟维护孔孟之道和维护大清正统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维护孔孟之道这一点,又因为粤军对湖南的掠夺和粤军的基督教异端信仰而加强了。因此,湘军就变成了一个卫道之师。它不再是为满人效力,而是维护我们自己认同的儒道。而这个儒道被解释出来,变成了维护湖南本身的乡土秩序。

同样一个儒道,在吴越和广东就会被解释成为非常不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大宗教本身并不能够避免理论上同样信仰它的不同族群发生冲突的原因。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族群,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模式不一样。而你的行为模式跟别人不一样以后,你有可能被污名化,被说成是“你们是一帮没有教化的蛮夷,文明人不是这样”,即使你能打赢,嘴上还是说不过,心里还是有缺憾。但是有了高级理论撑腰的话,你就变得理直气壮了。再加上立了勤王的功劳以后,你就可以把自身的殖民主义延伸到富饶的两江、四川和其他什么地方去,这可以给湖南本地带来极大的殖民主义利益。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会跟其他的也有殖民输出潜力的人发生冲突。例如,太平天国的战争实际上是湘军和粤军在争夺吴越的膏腴之地,争夺保护那些没有战斗力的吴越地主和商人的权力。

而湘军之所以显得比淮军更土鳖一些,恰好就是因为它的乡土共同体比淮军要更稳定一些。湘军和淮军的作风不同,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的。湘军比较接近于纯儒,而淮军比较接近于投机分子。这是因为李鸿章在招募他们的时候吃的就是现成饭,他没有足够的耐心像曾国藩那样去从最基层做起,而是把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那些盐枭和乡兵草草地收编起来,就带到上海去了。然后依靠从上海洋人那里赚到了很多钱、而自身却组织不起部队来的吴越士大夫出的大量金钱(淮军的钱比湘军要多得多),把这些钱组织起来。

当时如果大量外资进入湖南,肯定要冲击曾国藩所出身的那些保守的儒家乡民的价值。他们有很多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在这样的游戏当中会亏得很惨的。所以,曾国藩在对外谈判的时候是非常反对在湖南开放过多的口岸,使大量外资进入湖南的。这样做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是这些利益进入了那些买办的口袋里,而买办自身缺少共同体,他们很可能赚了钱以后就到上海去过逍遥的生活。这些钱并不能够惠及本地,反而会冲击地方共同体,使依靠道德法则和道德经济学约束宗族和农民的那些儒家地主维持不了乡里的秩序。而他们如果连自己乡里的秩序都维持不了,自然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兵员输出到外地了。能够把兵员输出外地的先决条件就是,我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而有余。如果自己的秩序都维持不了,那你就要像吴越人一样,本身还需要客军——比如说满洲征服者或者洋枪队之类的力量来维持你了。

从曾国藩的角度来讲,这一点应该是现在川普的支持者非常能够理解的:金钱并不是主要的。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家赚了很多钱,但是并不见得能够惠及印第安纳的红脖子。川普和彭斯所要保护的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住着大房子,平时的时候就善于玩枪,随时都能够打仗,但是普通学历也不过是高中。在印度来的一大批博士的竞争之下,如果是仅仅按照科举式的竞争方法,他们完全竞争不过那些印度人。然而那些印度人和越南人是不会衷心为美国打仗的。用成型的理论,你反对不了全球化,因为印度人和越南人是带着钱和科技来的,而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一帮高中生。但是美国的国本是靠这些高中生和土牧师来维持的,所以他要维护这些人。

曾国藩所要维护的儒家共同体和乡土共同体,其实就是湖南的这一批类似红脖子的人物。他们在学问方面是很土的,只懂一些粗浅的道理。这是湖南的儒学境界在纯学术意义上升不高的原因。而反过来,既然他们能够出产湘军,在清末形成了一种“无湘不成军”的状态,什么地方发生动乱,大家都到湖南来招兵,湖南的军团像是瑞士军团在全欧洲一样,是本地最重要的一个创汇产业,那么他们就要反过来歧视你们这些虚假的、无用的学问,说我们的经世之学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学问。这些博弈当中,起真正作用的都不是学问本身或者说是学术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学术背后的共同体和社会博弈。学术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它本身,不如说是依靠它来支持把自身利益合法化的这些政治集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