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6 湖湘爱国者联盟访谈1:经世之学与湖湘军国主义②

(接上文)

主持人:您之前还谈到军国主义对湖南中级军官产生的重要性,它的对立面就是贵族才能参加战争。您举的军国主义的最佳典范是华盛顿将军的民军。但是我也注意到,您在那场讲座前面提到,明清易代的时候湖湘殉国的都是那些士大夫家庭的世家子弟。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国家与普通平民第一次发生关系,会不会跟公民投票权有直接的联系?湖湘从贵族或中产阶级到平民的这种转变,原因是什么?儒家宗族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是不是跟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间的作用相类似?湖湘共同体的认同选择除了儒家以外,还能依靠些什么?

刘仲敬:这个共同体归根结底依靠的都不是理论。理论能够成功,那都是对现实中就已经存在的秩序生产力加以包装,使之能够升级,然后它才能够成功。但是,有没有适当的理论包装也是相当重要的,它至少可以使你在高级政治中处于有利或者不利的地位。例如,湘军的传统在军国主义兴起以后仍然是存在的,湖湘尚武。直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沈从文还说,国军的中下级军官有三分之一是湖南人。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国军的上级军官和政治领袖当然已经不是湖南人了。沈从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充满怨愤的,抱怨说湖南人被当了炮灰,牺牲很大,而且蒋介石还准备让他们接下来做进一步牺牲。但是他没有说出来的就是,这个牺牲得到的利益跟湖湘本地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基本上整个就是充满怨愤的口气,而不是在清朝末年张恨水时代的那些通俗小说当中描绘的湖南人对“各地招兵都只有到湖南来”充满自豪感的那种状态,那是一种瑞士兵团式的自豪感。而现在呢,在1946年就变成了一种被人利用、白白牺牲的怨愤感。这一点就是因为缺少高级建构的原因。湖南人仍然有传统的尚武精神,仍然可以产生出大量的中下级军官,但是这些中下级军官被分割和拆散到其他各地去,白白消耗了。最后保卫湖南本土的时候,反而没有多少资源可以运用。

这一点,负主要责任的就是蒋介石的大一统政权。他对湘军、粤军、滇军和所有各军,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对待的。这也是他在1946年以后垮得这么快的基本原因。他把滇军、湘军和其他各军调到满洲去,使他们切断了自己原有的联系,而本土却缺乏保卫力量,等于恰好是走了一条跟曾国藩相反的道路。当然,曾国藩是不可能统一满洲帝国的,他无论主观上多么忠于满洲皇帝,其实他跟洪秀全是差不多的人物。尽管他反对洪秀全而且平息了洪秀全之乱,但是他实际上是使洪秀全即将造成的那种把扬子江以南从满洲帝国分裂出来的做法加以合法化了,使南京的主人不再是广东人,而是湖南人。差别就只有这一点点。如果你自身不行,那么打击你的力量和帮助你的力量是完全相同的。英国到了注定要失去霸权的时候,你只能说是把霸权留给德国人还是留给美国人。名义上英国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跟德国取得了胜利是一样的,英国的霸权都失去了,只不过接班人由德国变成了美国。满洲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它跟洪秀全拼命的结果,只能是把接班人由广东人改成了湖南人。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衰退中的内亚殖民者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扬子江以南的土地,只不过还剩下对于没有自卫能力的吴越这些地区要由谁来当保护人的问题。广东人对于湖南人的胜利一直是不满意的,孙中山和国民党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他们翻盘的工具。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跟士大夫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士大夫、革命家和诸夏爱国者三者对洪秀全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士大夫是极其憎恶洪秀全的,因为他搞的那套原教旨主义的做法严重干扰了士大夫的舒适生活。只要有可能,士大夫就骂他们。士大夫在毛泽东时代被整得很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又翻过来了,所以对洪秀全的评价也又翻过来了。像《太平杂说》这些文章,又把洪秀全写得很坏。而革命家呢,无论是国民党的革命家还是共产党的革命家,都把洪秀全当作自己革命的先声,把他写得很好。士大夫说洪秀全的坏,而革命家说洪秀全的好。但是诸夏爱国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吴越人总是认为洪秀全很坏。当然,洪秀全是一个殖民者,把他们虐待得很惨。而广东人的态度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陈济棠在跟蒋介石作对的时候,他首先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妈妈的坟墓迁到洪秀全家的坟墓里面去。因为洪秀全在南京做了王,他正在跟蒋介石作对,他觉得洪秀全坟墓的风水一定是很不错的,所以把他们家的祖坟迁到这个风水很好的地方,他也就可以打进南京去做王了。他跟蒋介石名义上都是国民党的人,但是陈济棠这些暗地里面的想法很显然反映的不是他个人的想法,而是反映的是广东父老乡亲对洪秀全的想法。对于广东父老乡亲来说,洪秀全是一个带着南粤子弟兵征服北佬的英雄,并不因为他后来失败以后被士大夫描写得很糟就发生改变。

同样,在旧唐书中留下的痕迹说是,河北人民崇拜安禄山和史思明。在安史早已经变成叛逆者而失败以后很久,还给他们建立了四圣祠,就是安禄山和他儿子、史思明和他儿子的庙。河北人民不祭祀唐朝皇帝,却祭祀安禄山。然而在新唐书这些儒家士大夫价值观占主要地位的文献当中,就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说得一文不值,说是河北人民坚决反对他们。但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可能就是颜真卿这样坚持帝国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儒家知识分子,而河北的蛮族、军人和老百姓恐怕是像热爱窦建德一样热爱安禄山的。因为唐代一直是关东和关西相互矛盾,唐代表了关陇豪门的利益,对于关东人一直是歧视和打压的,所以关东在窦建德失败以后一再爆发刘黑闼和黑龙会之类的叛乱,后来这些叛乱又转变成为安禄山的叛乱。也就是说,关东人要么崇拜窦建德,要么崇拜安禄山,实际上是始终不认同唐朝皇帝的。广东人对于洪秀全的态度也是这样的。

反过来,湖南人在国民革命中失去的是什么呢?失去的恰好就是他们跟满洲人结成联盟、打压广东人而从吴越得到的东西。清末湘军的势力主要依靠它控制了两江的地盘,而控制两江的地盘实际上是征服战争的结果。等于是,湖南人和广东人在争夺吴越殖民地的过程当中,湖南人打败了广东人。所以以后,无论是左宗棠、曾国荃还是刘坤一,只有湘军系的人马才能够坐在南京的宝座上。满洲人维持了名义上的宗主权,但是如果他把不属于湘军系统的人派到南京,那就会出现张文祥刺马这样的事情。张文祥刺马事件的解决,实际上是清政府向湘军投降。马新贻之所以能够到南京去当总督,就是清廷企图杯酒释兵权,利用曾国藩的谦退,觉得派一个非湘军系的人到南京去解散和整顿湘军,就可以把湘军血汗功劳打下来的南京城收回到清廷手里面。但是湘军的下级军官面不改色地杀了这位总督,而迫使清廷派出去的调查官员都不敢写出调查报告。以后清廷就知趣地屈服了,南京的总督只能由湘军系统做。

这个格局被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颠覆了。国民党通过北伐,使南京回到了国民党手里面。在这个变化当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湘军,湘军变成了一个受打压的地方性势力。本来至少是比川军、赣军和桂军强得多的,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退回到跟川军、赣军和桂军差不多的地位。桂军还好,它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赣军和川军是没有战斗力。蒋介石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它们,对湘军就是极其不公平。等于是,你付出得更多,得到的却跟其他人差不多。本来是比粤人要强大得多的力量,但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由于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他们全是广东人,而蒋介石又是一个吴越人,结果反过来,又由满洲帝国时代的帝国第二号人物、除了满蒙贵族以外就是他们、在洋大人面前他们也是第二号人物的这种状态,变得跟四川军阀差不多,变成蒋介石削藩的对象。一面利用你的军官去给蒋介石做炮灰,一面造成的结果反而要把你自己残存的军阀势力(像何键这些人)一个一个消灭殆尽,把湖南变成一个普通的内地省份。

那么它有没有一个像德国人所说的“要打倒拉丁民族”那样的民族主义做称号呢?没有。它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建构和国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在这个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下,实际上是成功地做到了将湖湘传统资源(我们要注意,这个主要不是经济资源,湘军的传统资源是它的蛮族性和乡土共同体,这个乡土共同体使它能够产生出忠勇的下级军官)一点点消耗殆尽,使得湘人变得软弱了,内部完全空虚了。那么,湘人为什么不能够凭它的硬实力呢?我们要注意,蒋介石是没有嫡系部队的,他的嫡系部队甚至不如桂军和粤军。他主要依靠的是:第一,宋子文给他搞钱;第二,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第三,列宁党留下的这个党国机器;最后一条就是他招降纳叛、不断在敌人的阵营当中制造分裂的能力。如果凭硬实力,蒋介石在二十年代末的国民政府内部就没有真正的嫡系部队,甚至连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那几个嫡系师也没有。真的打硬仗,他是不行的。他靠的力量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力量。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何键有一套诸夏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跟桂军和赣军之类的结成联盟,把湖南独立和中国独立当作平起平坐的力量,使国际社会认为这就是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战争那种性质的东西,那么蒋介石是很难打败它的,也很难把它的资源都收编过去。

这种情况就等于是,蒋介石有一套高级的意识形态建构,使他至少头重脚轻地坐了二十年天下,但是他的脚下是空虚的。蒋介石虽然是吴越人,但是他根本得不到吴越士大夫的支持。在其他各地,他也没有实质性的支持力量。他靠的就是戴季陶那套空空洞洞的意识形态,他只有上层的意识形态建构。而湘军其实有坚实的中下层——自曾国藩以来建构得已经相当好的军官团。这些军官团如果放在普鲁士或者放在拉丁美洲国家,是足够建立一个小国的。但是却由于上层意识形态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最多提出湖南自治,还不敢反对中华民族的概念。我们要注意,当时的湖南像现在的香港一样,理直气壮地提出湖南独立的是毛泽东这种屌丝,没有什么资源的年轻人和边缘人。脑满肠肥、手中有很多钱的中老年人,是只敢说自治而不敢说独立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最好的时机给耽误了。可以说,当时如果毛泽东坐到了赵恒惕那个位置,孙中山和蒋介石是拿他没有办法的。而从苏联人的角度来讲,苏联要输出革命,它根本不在乎你独不独还是统不统。你跟苏联人合纵连横,谈判条件不会比蒋介石差。阎锡山和陈炯明照样要跟苏联人谈判的。这个完全是看你的实力和博弈能力。但是由于(这一点也是曾国藩时代留下来的流弊)曾国藩忠于大清,湖湘的上层人士在大清国持股很多,所以即使在大清国的清联邦实际上已经解体以后,他们也无法有效利用局势。

清联邦的解体就意味着,在清联邦持股的几个大股东都是失多于得的。满洲人和蒙古人是彻底输光了,湖南人也输了一大半。两江的膏腴之地首先落到了没有自卫能力的吴越本土人手里面。辛亥以后这最初几年,是浙江人和江苏人唯一一次得到解放的机会。在这以前,他们一直被湘军管在手里面。再往前是被满洲人管着,再往后又被粤军管着,然后又被湘军管着,在北伐以后又被国民党管着。就是在北洋这几年内,他们勉强得到了自治。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湘军来说,湘军的主要输出品就是它的军官,从外地得到的军饷(这个军饷对于湘军来说相当于英国军官从印度汇回来的大笔投资)就此丧失了。湖南在近代变穷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关键。辛亥革命对于浙江和江苏是有利的,当地的资产阶级得到了解放,利用上海的资源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直到国民党重新开始收割他们;而对于本来资本不多、工业化就很少、依靠军官输入的资源的湖南来说的话,这反倒是一个损失,他们的次级殖民主义的红利大部分都损失了,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反过来把湖南当作战场。这是很反常的事情,因为湖南是出强兵的地方。出精兵的地方应该像布罗代尔说的那样是以邻为壑的,它会把战场带到别的地方去,而不会让别人把你的家乡当作战场。把你的家乡当作战场,这就是你已经不行了的证据。南北两军以湖南做战场,而至少在南军当中是非常依赖湘军的支持的。而南北的战场又使湘军本身发生了分裂,拥护北方的人和拥护南方的人以本土为战场。这就是湘军本身缺乏高级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种情况很像是英法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况。英法两国本来都是很强的国家,即使是在中世纪早期,也通常是出境作战而不是本土作战的;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英法都分裂成为亲西班牙的天主教派和亲荷兰的新教派,把本土作为战场。伦敦差一点变成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战场,巴黎则变成亨利四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联盟从比利时招来的那些西班牙人的战场。湖南在护法军政府时代的遭遇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时候,它缺少的就是一个像亨利四世或者奥兰治亲王这样的人,反过来用法兰西民族主义来超越宗教。亨利四世自己是一个新教徒,但是他却能够把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法兰西统一起来,依靠法兰西伟大的称号,抓住法兰西天主教徒无论多么恨新教徒、都决不肯心甘情愿地让西班牙人做自己的主子的心理,使法兰西王国重新伟大起来。而奥兰治亲王也能够抓住英国的新教徒,无论是哪个教派的教徒,都绝不高兴让英国人做爱尔兰人和欧洲人奴隶的心理。天主教徒如果让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而自己变成爱尔兰人的臣仆,他们是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的。新教徒也不会高兴依附荷兰人。荷兰作为海上贸易国,是英国这个岛国的主要竞争者,而英国的条件本来比他们好得多。这样的整合产生了近代的英法两个民族国家,也使得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世界范围内,民族认同超过了宗教认同。也就是说,法国的新教徒会为了法兰西的伟大而支持天主教的法国去反对荷兰,而英国的天主教徒会为了英国的伟大而反对爱尔兰和法国。在宗教改革以前的时期,情况很可能是恰好相反的。

而湖南变成北洋意识形态和国民革命的战场,然后又变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场,关键就是在于,这时湖湘的下级军官没有及时发明出适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发明不出高级意识形态,那么你的基层共同体产生出来的资源就要被别人拿去当炮灰。黎巴嫩如果不能独立,黎巴嫩的资源早就被拿去当炮灰用了,科威特的资源早就被伊拉克人拿去打伊朗了。这就是上层意识形态没有搞好的结果。但是,上层意识形态没有搞好,还是比不上基层没有基础的危害大。国民党的上层意识形态是搞得非常好的。大中华主义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国民党在搞,而不是共产党在搞。共产党现在也完全是在承袭国民党的那一套。但是国民党在基层没有基础,它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它把滇军、粤军、湘军的基础全都破坏掉了,结果不是便宜了自己,而是便宜了共产党,等于是把自己可以吸取力量的基础全都搞空了。在抗战以后最终实现统一,把各军全部调出自己的省,统一编排,结果是迅速地遭到了自身的毁灭,而把整个中国送到了共产党手里面。共产党等于是一个收垃圾的人,它是把被别人变成垃圾的人全都轻而易举地搞到自己手里面。它胜利得非常容易,主要是因为它是最后一个来负责收割的人。

在1949年和1950年的湖南,这种情况就表现得很清楚。湘军将领在关键时刻最后背叛蒋介石,是因为他们过去十几年已经受够了蒋介石的气。但是,这时候他们手中也只有空架子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本身是看你的实力大小的。他曾经对李宗仁和白崇禧答应过,留你几十万军队在西南进行割据,那是假定桂军还有这方面的实力。后来桂军没有这方面的实力,这话也就不算了。湘军虽然达成了一个一国两制的条约,但是这时候它已经是无兵司令。它自己的兵员已经被带到外地去,有些到了台湾,而大部分已经被打散,被共军收编了。所以,这个一国两制也就维持了不到两年时间。然后共产党就把在河南山东干部学院培训出来的老干部,以及在天津从满洲调来的满洲老干部,分批调进湖南来。基本上是,干部学院的一个干部团,几百个人,进驻一个县,然后这几百个人组成的工作组就是这个县未来的主人。他们在这个县发挥的作用,就像是中联办在现在的香港发挥的作用一样。名义上还有湘军系统的人在继续当人民政府的省主席和县长,但是他们已经像现在的林郑一样渐渐变成傀儡了。背后由南下老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点一点地砍掉他们的权力和爪牙,最后把他们彻底取代掉,然后湖南人原有的权力就没有了。这意味着清末以来曾国藩和罗泽南产生出来的那个湖南中层社会的全面毁灭。这个中层社会产生出来的精华就是那些湘军的军官和地主,他们迅速地被共产党全部打掉了。

没有被打掉的人,只剩下在清末没有加入湘军、还维持原有的土司和蛮族性的人,就是所谓的湘西土匪。他们因为没有加入大清国的体制,所以仍然维持了占山为王的状态。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他们也一直在跟国民党打仗。所以,在国民党垮台以后,也只有他们还有能力跟共产党武装对抗。但是他们的力量是很小的,只占有那些边远的山地。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没有办法消灭他们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封锁线不完整,你总有办法通过走私或者其他手段买到盐、武器和其他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就是盐和武器,因为本地不产盐,而战争形态进化以后输入的西洋武器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都没有办法封锁彻底的。而共产党可以对居民实行基层控制,支部建在连上,支部进入每一个乡和每一个自然村。进入该乡或该村以后,打倒或枪毙本村的地主、士大夫以及所有受过教育和有文化的人,或者把他们收编掉。剩下的只是孤立的、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贫下中农。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控制起来,连哪一家人在家里面多吃了一块肉都有“闻香队”去侦察。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再跟那些山上的蛮族搞走私贸易,把资源送给他们。在这种严密的封锁之下,虽然善战、但人口本来就少的蛮族才能够最终被征服。共产党以外,除了极权主义以外的其他手段,都是没有办法征服这些蛮族的。这就是所谓的湘西剿匪记。

当然,这样搞下来的结果是,湖南元气大伤。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要对那些被打倒、但是没有被杀光的前朝余孽进行全面清洗。后来茅于轼曾经说过,“湖南现在不行,是因为它最优秀的人都被杀光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我听台湾到湖南投资的人说,湖南的投资条件是很不好的,因为有很多地方实际上只有能干苦力的人,能做职员或买办的人都没有了。显然,这些人是因为阶级成分不好,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杀光了,杀到断子绝孙了。然后改革开放时期要重新从无产阶级当中培养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人,那是需要时间的。至少在一代人、也许更长的时间内,这里是处在青黄不接的状态。这种状态等于是回到了清朝初年的湖南。我们要注意,明清的湖南,至少在长沙、湘水流域是断代的,没有断代的是山地和比较偏远的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张献忠和李自成余孽收编成为南明部队,对产米地区进行彻底盘剥,然后双方的拉锯战又打了很久。本来这些地方就是被张献忠蹂躏过的,然后又被何腾蛟他们使劲地征敛了一番,死亡人数过半,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世家大族了,再加上殉明的士大夫又是如此的多,基本上大城市产米地区是断了代的。这次破坏没有共产党的破坏彻底,因为湘西的山地和小地方没有被波及,但是湘水和沅水流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人口最多的地方基本上被洗荡了。虽然湖南的户口损失没有四川严重,但是在核心地区——人口最稠密的长沙湘潭地区,户口也是损失过半的。

而山地人口基本上没有损失,而且清初又没有明初那种从江西大量迁入移民来替代被朱元璋屠杀的湖南人这种现象,所以清朝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所谓儒学世家大族,曾家这些人)一多半都是原有的土司人口或者乡下人,是在清朝中叶康熙乾隆时代慢慢迁入到人口需要补充的湘水流域的大城市和熟地的这些山里人。所以,作为湘军支持者的那些社会,其实是清朝中叶迁入平原低地的蛮族。这些蛮族之所以在曾国藩时代还能保持战斗力,是因为他们汉化和儒化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年。而原先那些汉化和儒化比较深的人,实际上是在明清改朝换代的时候已经被杀掉了。当然,这批新来的人第一是蛮夷,第二是没什么文化的,所以他们到曾国藩时代才勉勉强强出了像罗泽南这样的比较初级的知识分子。从学术上讲,他们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他们的力量是靠他们背后的蛮族性和组织性,使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能够有所作为。经过共产党折腾以后的湖南,是在更大程度上重复了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湖南的困境。只能从无产阶级和蛮族地区逐步重新进入大城市和核心地区的新蛮族当中重新发展出一批精英阶级,然后指望这批精英阶级来承担守护本土的责任。这一点有好有坏:好处就是,原有的相当腐败的那个精英阶级被扫除干净了,等于是可以避免一些问题,因为原有的精英阶级肯定要受到汉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和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新来的这批无产阶级和蛮族反而受的牵挂比较少,可以从头开始;比较差的地方就是,他们自身的组织资源和各方面的资源都是薄弱的,是平地起来的。

这时候的关键问题就是,不要把路走错了。蛮族像儿童一样代表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天性是什么?就像是司马光说的那样,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要扭转这种天性,反倒是需要有高级理论的。比如说,“皇上虽然打了我,但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继续为皇上效忠,这不但不是耻辱,反而是一件特别高级和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用诸如此类的方式来扭转人的天性。蛮族比较好对付。真正的自由体制都是由蛮族建立起来的。所以,就要避开原有的意识形态,用真正符合本土人自身的意识形态来教育他们,建立起新的共同体,扮演罗泽南那种角色。罗泽南不是什么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是一个很穷困、家里面常年吃不到肉的乡下小学教师这种性质的人。他的力量就是他心地淳朴,跟他的人民心连心,所以他留下的资本能够最后变成纵横十几省的湘军。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几千个像罗泽南和江忠源这样的人,在社会激烈动荡的情况之下,他们不是用他们的言论,而是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能够团结乡里。然后在动乱时期,他们团结乡里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没有能力团结、连自身秩序和安全都维护不了的地方,就会陡然爆发出来。我想,罗泽南和曾国藩都没有想到,他们最初顶多是想维持一下自身安全,没有想到外省人如此之弱,特别是吴越人和四川人如此之弱,轻而易举地就被打得稀烂了。以至于,他们本来是为了保护乡土而用兵,自然而然就向长江下游延伸,最后延伸到他们都没有想到过的大局面上面去了。